批评海南等八省区助学贷款走过场后，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日前接受央视专访。记者就助学贷款、高校收费、教育现状等问题，专访了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关于贫困学生：我很同情他们但他们也有不值得原谅的地方

　　记者：当你看到媒体所报的一些学生因贫困上不了学，是什么心情？

　　张保庆：我很同情，但也觉得有些不应该。

　　记者：怎么叫不应该呢？

　　张保庆：如果家长真关心孩子，如果学生真心关心自己命运的话，我想他们会下工夫去了解国家政策的。

　　记者：给我们感觉是他们不知道，不了解国家助学贷款。

　　张保庆：不去了解政策，光在家里抱头痛哭，这个事情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也有不值得原谅的地方。另外还有一条，不要光在家里发愁嘛，我去年都讲过这个话，实在没地方找了，找学校，你先到学校去。哪个学校敢不接收你，你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

　　记者：找学校有困难怎么办？

　　张保庆：我们要求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许把录取的学生因学费问题拒之门外。有些高校尽管不严格执行政策，但还不敢把学生拒之门外。

　　关于地方政府:我不认为困难到拿不出几千万来助学贷款

　　记者：助学贷款应该是件非常好的事，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这项工作推进得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您点名批评了八个地方。这一把是不是得罪了好多人？

　　张保庆：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批评得不对。

　　记者：您去年亲自去的几个地方里面，有四个地方的名字被您点了，所以看起来你们说话是不是有点不管用？

　　张保庆：它牵扯到许多部门，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记者：您刚才说了，牵扯到很多部门，但给人感觉是你们第一板子就打到地方政府身上，你是不是感觉他们责任重大？

　　张保庆：对，既然是很复杂的工程，就必须靠政府出来统筹和领导。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地方领导和党委重视的结果。

　　记者：是不是咱们也平心而论，客观地站在当地政府角度上想想，比如说其中好几个都是西部地区，如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甘肃等，他们可能财政上也有困难，所以没办法很好地落实这一块。

　　张保庆：对新疆，对内蒙古，对宁夏，这些地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是有点困难。但我不认为就困难到拿不出几千万来干这个事，何况对于这些地方，中央财政都有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另外我们财政部也商量好了，他们只要干起来，对他们有困难的地方，将来我们还要给予补贴的。我们要一个省一个省地看他们到底有多大困难

　　记者：好听的先讲到前面了，现在没办法了，给了些狠招。这回是拉上了财政部，财政部总体的意思就是不给钱了，我们看教育部还有什么其它的办法。调减一些招生计划，不给设博士、硕士点了，然后暂停一些费用了。你觉得这些措施够狠吗？

　　张保庆：这应该说是我们两家在现有职责范围内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

　　记者：你觉得这些措施会不会管用？

　　张保庆：我希望在不管用的情况下能把工作搞好，但对那些不自觉的地方，我想还是管点用的。

　　记者：万一在某些地方即使有了这些措施，但还是不管用的话，怎么办？

　　张保庆：那我们就跟财政部组成联合调查组，我们要一个省一个省跟他们商量，到底有多大困难，如果这个省，这个地方真说出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会帮他们解决的。

　　关于银行贷款:我不同意贷款贷不下去是因为学生违约造成的

　　记者：大体一样是什么意思？

　　张保庆：银行不干。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我们记者有这么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是学校和银行落实党和国家政策规定共同担负的责任，但在具体工作中常常表现出学校一头热，银行一头冷的现象。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张保庆：我同意中青报这个判断。当前有没有风险呢？有，所以我们在政策设计上，特别是去年调整了政策后，我们充分考虑到风险，所以才有建立了风险补偿金，我们中央定的是15%，就是按照实际贷款额的15%提取风险补偿金，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如果提到15%作为金融界来讲就没有太大的风险了。第二，我们为减少风险，这些年来一直加大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但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就是因为学生违约，贷款不还而造成贷款贷不下去。这个现象判断不准确说明这个校长挺官僚

　　记者：我们确实采访了几个北京地区的高校校长，他们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学生还款的情况还真的不太理想。

　　张保庆：不理想与不太理想是两个方面，不理想可能存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三个理由，第一，因为我们推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真正开始是2000年，最多是今年开始还款，按当时的还款期限到2008年才能看出这个还款的情况。去年调整政策是十年一个周期，以后要再过十年才能下这个判断。

　　现在有没有点问题呢？有。比方说现在确实有部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按原来的政策设计是从毕业后那天起就开始还款，这个现在看来做不到，我认为，他们认为还款不理想的恰恰是这部分同学，而这部分同学是在新政策调整里边是允许他们找到工作才开始还款的。这个现象校长的判断也不准确，不管哪个学校的校长，说明这个校长挺官僚的，他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是个很不严肃的说法，真正的说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到2008年看，如果2008年或2010年这个周期完了后，如果出现了大面积违约，那时我们可以判断，这才能说是。

　　记者：如果那时得出这么一个判断的话，银行不就惨了？

　　张保庆：银行也不惨，国家政策风险补偿金不是补着吗。退一万步讲，这个原因造成的坏账，国家还有大政策，可以注销，有什么？

　　记者：您这样说下来，我如果是个大学生，我认为，不还款也没有关系。

　　张保庆：我是讲这个道理，但我不希望学生不去守约。我就不相信，我们培养出的大学生将来是我们国家最不守信的一个团体。

　　记者：咱们再回到银行，现在既然体现出这么大的矛盾，那我们也替银行考虑一下，其中好多都是商业银行，他们有权决定是不是贷款，但现在你们好像一定要他们贷款。

　　张保庆：我说也不是所有的银行，因为把人家银行都带进来也不对，据我所知现在大部分银行态度还是好的，比如中国银行，搞得很漂亮。我说的是少数银行，咱们先划清这个界限，不是全部的银行。第二，银行提的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现在既然是商业银行，人家有人家的游戏规则，这是对的。但现在有一个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是一个政策性的贷款，又要叫商业银行来操作。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之间是一定矛盾的，但我也再说一句话，这个矛盾不是不可克服的。当然我也不强求银行同意我的判断，但我希望银行界好好思考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些有没有道理。

　　关于高校收费：乱收费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记者：2004年居民的年均纯收入城镇9000多块钱，农村接近3000块钱，一个大学生本科四年，我们差不多算平均水平四万块钱，那就相当于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农民家庭就要13.6年纯收入，我们还没按最贫困的家庭，如果按他们算恐怕得20多年的纯收入才行。您个人觉得是不是贵了？

　　张保庆：是贵了，我承认。第一，现在这个学费是贵了，因此2000年以后，每年都是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提出一个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各地执行，从2000年起就一再强调要稳定收费标准，绝不允许再提高标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必须要把家庭困难的学生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富裕点，多收入点，如果收点学费之后，如果搞点二次分配，再给贫困学生多支持一点，这也是个办法。所以特别要把贫困学生做好，只要做好了就弥补了前面那个缺陷，但可惜做得不理想。现在有些学校不择手段地巧立收费项目

　　记者：大学学费成本核算怎么算的，为什么一年要收那么多钱？

　　张保庆：现在讲怎么定，分担机制怎么定，当时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按成本，培养成本，但培养成本是很难计算的，而且算过，不是没算过，清华一年得五万六，培养成本得五万六，一年。还有艺术院校更高，另外有些学校很低，那你怎么办？我们折中了一下，就按学校日常运行成本，什么叫日常运行成本，过去建的都不要管了，就像当年的人头费，所谓人头费就是花在老师的工资、补贴、医疗、离退休人员，另外加部分公用经费，比方说设备维修、图书购置，这些东西，水电气这些东西加起来，算下来高的学校要超过1.4 万，低的学校可能在一万块钱以下，后来取了个折中值就是1.4 万，当时我们按生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5%掌握，所以当时我们定的费用是3500块钱。现在我给同学们说个坦率的话，我们真正的重点高校，收费不是高的，我们大家说坦率的话，不是北大清华算的高，倒是那些越是一般的高校，或差点的高校收费高，这倒是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记者：为什么？

　　张保庆：第一，培养成本根本没那么高，日常运行成本也没那么高，他凭什么收那么高呢？现在有些学校，有些学校领导，有些学校的经办人员在不择手段地巧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大家反映比较厉害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记者：这样的地方多不多？

　　张保庆：不少，据我了解可能有几百所高校。

　　记者：占全国高校的什么比例？

　　张保庆：可能占20%吧。现在全国将近2400多所普通高校，大家反映比较厉害，乱收费的，大概有四百多所。

　　记者：你们不管吗？

　　张保庆：每年都查，凡查出严重违规的，有些校长是要撤职的。此外，所有的收费全部没收。还要说明一点，有些收费是打擦边球的。

　　关于教育投入: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投入不足

　　记者：现在从全国来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足不足，不足的话差多少？

　　张保庆：不足。现在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投入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政府的投入滞后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现在教育界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此引起的。

　　记者：您在教育部工作已20多年了，从教育部自身来讲，为什么教育部每年面对这些老问题，然后还解决不了？为什么？

　　张保庆：要说这26年的体会，我在别的场合讲过，第一是教育太重要了，重要到确实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我这不是危言耸听。第二，把教育搞好太难了，难就难在我刚才说的，我再补充一条，还难在什么地方？我们讲人治也好，讲法治也好，法还是靠人来制定的，执行法还是要由人执行的，而且中国目前很多情况还有人治的痕迹很重，因此领导者的决心，领导者对教育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我们教育的成败。所以回到原来的题目，教育太难了。但还得说一句增强信心的话，前途是光明的。

　　【转载自：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供稿(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