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大长今所处的朝鲜时代，中朝间有很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明朝永乐、宣德皇帝各有8位朝鲜妃嫔；作侍女、女史的朝鲜女子，永乐朝22人、宣德朝16人、清入关前10人、顺治朝16人；歌舞艺人、厨师，单是宣德朝就有100多人。这些女性将祖国的文化风俗，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歌舞艺术、风土人情，带到中国宫廷，促进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由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人们看到当时中朝关系之密切。实际上在整个大长今所处的朝鲜时代，中朝间还有很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明朝的永乐皇帝、宣德皇帝，都有多位朝鲜妃嫔，有的活到《大长今》剧情开始的一四八二年之后；大长今生活的正德后期，明武宗到朝鲜选妃，一时间闹得举国不宁；清朝入关前，摄政王多尔衮曾娶朝鲜“侧福晋”(侧室夫人)。这些事实，在中国史书上甚少记载，但在当时朝鲜官方文字汉字写成的《朝鲜李朝实录》及《高丽史》中，却有原原本本、完完整整的记录，连皇帝的“口谕”都保存着大白话的原貌，而不像中国史书上经过史官加工过的样子。而在此之前的元末，元顺帝的皇后奇氏也是高丽人(当时朝鲜为“高丽王朝”)，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即为奇皇后所生。

　　　　永乐帝有八位朝鲜妃嫔

　　永乐娶朝鲜妃嫔，起于其父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昌和其后朝鲜王朝太祖大王李成桂的“结亲”设想。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年)四月，太祖传谕国王，挑选出身好的女子与皇室子弟婚配，说：“我这里有几个孩儿，恁(您)高丽有根脚好人家女孩儿，与将来教做亲。”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国家政权更替后，至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驾崩，双方多次商量“做亲”事，朝方还先派送5名太监到南京。太祖对国王表示：“我实要做亲。我的子孙厮儿(男孩)多、女儿小(少)，恁(您)那里才八岁，到十六岁便是成了。”永乐元年(一四○三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永乐时三次在朝鲜选妃，永乐皇帝不但喜欢上了朝鲜女子，而且接受了朝鲜民族的饮食习惯、文化习俗。

　　第一次发生在永乐即位之初。大概是接续洪武时“做亲”之议，永乐元年四月，朱棣派出的使臣到达朝鲜首都汉阳(即后来汉城、今韩国首尔)，商量遣返逃到朝鲜的建文帝“手里人”，同时转达了朱棣“结婚”(结为婚姻)之意。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六年(一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永乐帝派出的内史黄俨等到达汉阳，朝鲜开始选妃工作，并“禁中外婚嫁”。至十一月告一段落，选出5名女子。她们是：工曹(即工部，比照明朝六部而称“曹”)典书权执中之女、仁宁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护军吕贵真之女、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另外，还有随从12名、太监12名。国王命艺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特使，护送她们。为掩人耳目，特送纯白厚纸6,000张，对外名义是进纸札。这5位女子一行于七年初到达北京。二月，权氏封为“贤妃”，掌管六宫事务，行使皇后职权；任氏封为“顺妃”，李氏封为“昭仪”，吕氏封为“婕妤”，崔氏封为“美人”。权妃之兄权永均被任命为朝廷光禄寺卿(负责宴筵事务的衙门的长官)，官秩三品，赐彩缎60匹、彩绢300匹、锦10匹、黄金2锭、白银10锭、马5匹、鞍2面、衣2袭、钞3,000张。这基本相当于册封妃子的纳彩礼物。任妃之父任命为鸿胪寺(负责典礼事务的机构)卿(长官)，李昭仪之父、吕婕妤之父任命为光禄寺少卿(副长官)，官秩都是四品；崔美人之父为鸿胪寺少卿，官秩五品。权妃是《明史·后妃传》中唯一有记载的朝鲜女子：“恭献贤妃权氏，朝鲜人……姿质禾农粹，善吹玉箫，帝爱怜之。”但第二年十月就在随朱棣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去世，《李朝实录》记载说，永乐帝见到贤妃之兄，“赐言之时，含泪伤叹，至不能言”。永乐帝喜欢上朝鲜民族饮食及文化习俗，直到晚年还怀念贤妃，说：“朕老矣，食饮无味”，“权妃生时，凡进膳之物，惟意所适；死后，凡进膳、造酒，若浣衣等事，皆不适意。”

　　第二次发生在永乐七年(一四○九年)。五月初三日，太监黄俨到汉阳口宣圣旨：“去年你这里进将去的女子每(们)，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看你国王敬心重的上头，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话虽如此，但还要求再考虑两个。八月，朝方确定了人选，但明朝忙于抵御灭亡的元朝蒙古鞑靼部进攻北京，朱棣便托词推延，到九年(一四一一年)四月初二日，朝方将郑氏女送到北京。永乐帝见即宠爱，对一行人赏赐有加。尽管此事都是秘密进行，但永乐帝的子孙们却在《太宗实录》中留下一笔：九年正月，“命郑允厚(郑女之父)为光禄寺少卿。允厚朝鲜人，掖庭之亲，因其来朝，特授是职而不任事。”皇帝的岳父一般要给予相应的爵禄，永乐帝对几位朝鲜岳父多给予光禄寺职衔，反映了他对朝鲜饮食的喜爱。

　　第三次在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朝方选出韩氏、黄氏两位女子，随行有侍女6人、太监2人。八月初六启程，十月初八到京。永乐帝对韩女尤其爱重，赐韩家父兄大量财物，一直送到辽东；接着又于十一月初三，向朝鲜国王发出嘉奖的敕书，并白金2,000两、文绮表里200匹、纱罗、绒锦50匹、马24匹，另赏王妃(国王正妻)文绮表里80匹。

　　宣德帝也有八位朝鲜妃嫔

　　明宣宗是明代前期的太平天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艺术才华的皇帝之一。他自幼得到祖父永乐帝的喜爱，不管在京还是北征朔漠，都在祖父身边，其皇位继承人的地位由祖父确定。有趣的是，受他祖父影响，他也喜欢朝鲜民族饮食，而尤其酷爱朝鲜歌舞，在位10年共招来唱歌女儿、执馔女子(女厨师)100多人；与他祖父一样，他也娶了8位朝鲜妃嫔。

　　宣德帝朱瞻基到朝鲜选妃只有一次，在即位后第二年(一四二六年)三、四月，派出使臣内官昌盛、尹凤、白彦出使，选妃并找厨师等。当时他28岁。《明宣宗实录》中也留下侧记，像此次带去“赉赐”国王的礼物白金1,000两、纻丝、纱罗、锦帛240匹。事先选中女子是7位：成女、车女、郑女、卢女、安女、吴女、崔女。永乐时入宫的韩女有妹貌美，明使听说后也将其请来，合共8位。这8位女子及执馔女子10人、使女16人、太监10人，于三年七月二十日离开汉阳，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北京。

　　　　大长今在宫中时明武宗选妃

　　宣德之后136年间，明朝皇帝未在朝鲜选妃。明武宗朱厚照是有名的荒淫无道的皇帝，就在他年纪轻轻却快要闹死的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正月，朝鲜国内忽然出现要来选妃的传言，民间闻风而动，纷纷抢时间嫁娶，朝方官员认定武宗对选去的女子“待以非礼，与先世采女之事异矣”。这时朝鲜国王为中宗李怿，大长今当时正在宫中，当然亲历了此事的前前后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派遣太监金义、陈浩为册封朝鲜国王世子(王位继承人)的正、副使，顺便商议选妃等事。所幸他们刚出发，三月十六日，只有31岁的武宗便崩于“豹房”(动物园，在北海西侧)。他们在辽东接到哀书，四月初十渡过鸭绿江，继位的嘉靖帝下令停止。

　　　　清初多尔衮娶朝鲜“福金”一位

　　朝鲜与明朝关系密切，双方对满洲、后金即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同仇敌忾。皇太极于清崇德二年(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挥师攻朝后，提出奉清朝正朔(纪年)、人质、婚媾等条件，朝方都阳奉阴违，进展不大。清入关后，顺治七年(一六五○年)，实际控制朝廷政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的“福金”(又写作福晋，即汉语夫人，王的正妻)去世，要求与朝鲜国王“结为婚姻”。当时国王孝宗李淏公主仅两岁；更重要的是当时双方是敌对关系，而且出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在朝方看来，与明人结婚是正常、体面甚或是荣耀的事，与清人结婚那简直是“辱没祖宗”、“国耻”。还是宗室锦林君李恺胤顾全大局，愿纾国难，自报自家的女儿。国王加封该女为“义顺公主”，四月十二日亲自到汉阳西郊送行。《清世祖实录》对此有记载：五月二十一日，“摄政王率诸王、大臣，亲迎朝鲜国送来福金于连山，是日成婚。”连山关在今辽宁辽阳一带，离北京上千里地；多尔衮远迎到此，而且迫不及待，当日成婚。这是他死后，顺治、康熙为揭露他的丑行而写下来的。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顺治帝派太子太保议政王大臣哈什屯护送公主回国，由朝鲜政府发给月廪(生活费)。

　　韩妃抚育宪宗见证四朝

　　总计上述选为妃嫔的女子有17人。另外充作侍女、女史的女子64人，其中永乐朝22人、宣德朝16人、清入关前10人、顺治朝16人。宣德时入宫的韩妃史称“小韩”，生于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小名桂兰，在明宫经历了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四朝，因抚育英宗之子成化帝朱见深，为成化帝所感戴和尊敬，成化帝的妃嫔们尊她为“女师”，称她为“老老”。老年的韩太妃与太后关系亲密，但想念远方的祖国故乡，因此屡次派当年带来的太监郑善等，回国弄来家乡的服饰、玩物、食品，“见家乡的土物，便见家乡一般”。成化帝见到这些东西也喜欢得不得了，便向朝鲜国王索要，然后回赠国王一些礼物。如此来来往往，一时竟成朝鲜政府一个负担。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年)五月十八日，韩太妃病故，年74岁，在宫中度过57个春秋。成化帝称赞她多年来“供事恪勤”，上谥号曰“恭慎”，以表彰其功劳；又赐以诰命，安葬于北京西郊风光秀美的香山之原，并命吏部尚书万安撰写墓表、户部尚书刘珝书写墓志铭；并要求朝鲜国王“厚恤其家”，每年来京朝贡的使团为其家族留一个名额；然后将皇帝祭诰之文、墓志表交由朝鲜国王转交她娘家族人，“以示光荣于永永”。此前两年，朝鲜国内发生了成宗废妃遇害事件，大长今之父徐天寿为参与者之一。

　　选妃是古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的习俗。因为历史上中朝特殊紧密的关系，此事扩展到朝鲜，特别是在明朝。因此与历史上汉朝、匈奴间的和亲本质上不同。因此也留下一段段悲欢离合的往事。从历史角度看，有一点是明显的，这些女性将祖国的文化风俗，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歌舞艺术、风土人情，带到中国宫廷，促进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交流、融合，形成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正是《大长今》等韩剧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引起广泛共鸣的文化史原因。

　　(摘自香港《紫荆》杂志；作者：崔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