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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的教育反思中，通才教育又引起世人的关注。其实早在1948年上半年，在荷花藤影的清华园内就已经进行过一场关于通才教育的大讨论

　　大学应该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或者说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冯友兰语)，这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1948年春节刚过，清华大学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就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231号教室，举行了一个教师谈话会。会议由院长陶葆楷主持，在与会者中，有大家熟知的梁思成、钱伟长等人。这次会议是在前一年教授会的基础上召开的。大家认为，大学工科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刻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的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有精力去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让他们“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之训练”。会议最后决定，“本院应组织委员会分组研究”如何调整基础课程和实习课程。

　　大约三个月以后，《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说，工学院要举行改善课程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文章还说：去年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同学们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了。因此作者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

　　6月10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学术报告会，刚从美国回来的冯友兰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冯先生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的一个科室;大学是传授知识的部门，是独立的追求真理研究的单位，是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第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

　　接下来他分析说：因为人类面临的不仅仅是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所以大学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给学生一个清醒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价值有所欣赏，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他还说，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因此，只知道学习“有用”的知识，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不久，潘光旦先生也在《论教育的更张》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说，主张专才教育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社会生活需要分工合作。但是人毕竟和蚂蚁不同，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人的发展却有无限可能性。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掌握一种能力，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的世界。

　　文章还说，工业生产奉行的是“同样标准”，通才教育追求的是“共通基础”，工厂的目的是要把产品造得一模一样，学校却应该向学生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就会扼杀他们的个性。这样一来，就只能造就“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文章认为，专业教育培养的专家除了一技之长外，还有很多短处。再加上这种专家因为有一技之长，就非常自负。因此这种人越多，冲突也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国家的和谐康泰(就)越不可问”。这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所说：倘若“举世全是匠人，而没有几个通人”，那种锱铢必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会发生。

　　上述讨论是有深刻背景的。1945年二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份报告，题目是《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报告指出：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阶级斗争乃至法西斯战争由是而生。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报告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个人组成，而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自由。

　　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清华大学就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单纯工科大学，而这场通才教育大讨论，也很快被人遗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文/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