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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一上班族，上星期毅然状告中国银联和三家中资银行，导火线是刚在今年6月1日起实施的境内跨行查询费。很快，这新闻就成了除世界杯外，上海及其周边省市市民都在谈论的热点。

　　交通银行在今年率先收取跨行查询服务的手续费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也从上月起收取每次3角(人民币，下同)的跨行查询费。上海市民邓维捷上星期状告工、建、交三家银行和中国银联时，除了要求三行退还它们共向她收取的1元5角跨行查询手续费外，还要求三行取消这服务的收费。案子已经在上海的一个地区法院正式立案。

　　无独有偶，上海一家电信公司上海移动，也被一用户告上法庭，原因是这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月额外支付了10元的手机来电显示费。对此，法院最近判决上海移动公司须退还原告一半已支付的“来电显示费”。不过，让许多市民惊讶的是，这位仁兄并没因此罢休，而是准备协助有类似经历的其他用户，向上海移动提出集体诉讼。

　　据报道，他起初只是想对自己的消费知情权讨个公道，但后来觉得许多人也有类似遭遇，只是个别行事成本很高，并非每个消费者都有时间和能力提出诉讼，他因此愿意代为进行。

　　无论是向银行追讨总共被收取的1元5角跨行查询手续费，或是向电信公司要回没事先告知就收取的来电显示费，这两起看似为芝麻绿豆和区区小费打官司的个案，都在社会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带来一定启发。

　　一些事情必须小题大做，也必须有人愿意不厌其烦地小题大做，是出自于对一种理念与原则的坚持。这种坚持对社会或被诉讼的当事人，也许是很麻烦也很不和谐的声音，但恰恰是这些“麻烦人”、“麻烦事”所折射出来的信息和引发的讨论，为更广大的社群及后人，创造了建立法治与和谐社会应有的条件，也为这些条件建立应能持之以恒的机制。

　　上述向中国三大银行“对着干”的上班族邓维捷受访时即告诉媒体，她对自己挑起的这场官司并没把握，因为对手可是势力强大的银行。“但银行有很多收费都是自己定自己管的，如果垄断的企业和机构都纷纷效仿，老百姓找哪里说理去？不管这场官司最后结果如何，这事也可以告诫其他垄断行业，在出台涉及到民生的一些政策时，一定要慎重。”

　　邓维捷是上海一家电子零件制造公司的职员，为她代理此案的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冬律师告诉笔者，为1元5角打官司也许对个人并没有深远的价值，但如果人人都怕麻烦，忽略了小事背后所折射的更大原则，例如对知情权的维护等问题，这个社会的法制建立就不会进步。而垄断的行业也将越来越难以受制约，可以任由自己说了算。

　　上海作为一个要放眼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大都会，对法治的维护和法制的日趋完善，尤其要比中国其他城市用心和意志坚定。对于中国的银行开始收取跨行查询费，银行方面虽然解释说“此举是与国际接轨”，但如果在服务质量与操作的透明度上没有跟着“与国际接轨”，广大市民只会觉得那只不过是银行使自己的收费合理化的漂亮说词。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这些年来，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的市民，对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概念，似乎就只有同一印象和“共同记忆”，即如邓维捷对银行收取跨行查询费所说的：“服务没怎么改进，收钱倒是越来越勤快了。”

　　与国际接轨的定义，是应该有个“反垄断”的机制来制约强势的人和单位说了就算的现象。而中国人应该庆幸，在今天有越来越多人自扫门前雪和金钱至上的中国社会里，仍有一些坚持良心与理念，为大众福利自找麻烦“小题大做”的人。(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吴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