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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历史上，曾任大清两广总督的叶名琛留下了百年笑谈。据说当年洋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担负与洋人交涉使命的这位朝廷大臣采取的对策是“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但最后，他还是走了，被洋人掳去，放逐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洋人对这位俘虏非常客气，不但没有把他关进牢房，还尊重他的意愿，允许他带上自己的粮食和日用品甚至仆人。一年多之后，叶自带粮食吃尽，不食而死。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他每日写字作画，自诩为“海上苏武”。苏武是汉朝使节，出使匈奴时被扣押，在那里放了十多年的羊。而叶是朝廷的疆臣，虽然有与洋人交涉的使命，但非奉朝廷之命出使到加尔各答。二人境遇完全不同，叶牵强以“苏武”自诩，说明他到死并没有明白与自己交涉的洋人是什么人。在叶被掳去的同时，大清朝廷也扣押了英法联军派出的“苏武”。把这些“蛮夷苏武”关入大牢定罪时，其中一项罪名居然是“叛逆”。非我国人，何来“叛逆”？这说明大清朝也没有弄明白对方是什么人。结果在没弄明白洋人为何人、为何来的情况下，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朝屈从了西方的刺刀的硬实力，放下了架子，被莫名其妙地拉进了人家的国际体系。从此以后，中国千年古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开始了吸收和被吸收的碰撞历程。

　　中国也应该使用自己的软实力

　　　在近百年的碰撞历程中，虽然叶的故事没有拷贝，但对于两种文明如何打交道，却始终是国人未能解决的难题。今天，我们几乎抛弃了长袍马褂，穿的都是“西”装；我们的饭桌上，流传千年的咸菜岿然不动，但西方的面包牛奶却日渐形成压倒之势；我们的交通工具中，能够让一个人为之自豪的是真正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比如谁拥有一辆德国原产的宝马汽车，他就是让人倾慕的很“牛”的人；就连我们用来传承文明的教育，无论从儿童还是到大学，也是西方化的英语授课最具吸引力。我们天天用美国人发明的软件记录处理我们的工作，记录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保存我们的秘密，而美国人连购买联想生产的计算机硬件都不肯，理由就是怕因此“泄密”。由此来看，我们的国门开了，我们的心也开了。西方人用枪炮的硬实力打开了我们的国门，用隐匿于吃喝用度中的软实力敲开了我们的心门。当美国一位智人(属于智库，所以称为“智人”)告诫其国“软实力”下降时，我们也想起自己也有软实力，也应该使用一下软实力。于是，先让美轮美奂歌舞文化走出去。具体做法是政府买单，派出“软实力大使”到各国办文化节、演出。且不说那些穿着西式演出服的歌者是否能够让不知汉语什么模样的西方人明白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但至少让他们领略了中国不再落后，甚至有了些实力。

　　我们的软实力仍然有限

　　　其实，我们还没有认真思考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在如何使用软实力上更是如盲人摸象，总一味认为，我们认为人家喜欢的或者我们喜欢的就是人家能够喜欢接受的。不过，虽然中国的咸菜端上西方的餐桌还不知是不是未来的事情，但在国际外交上提出使用软实力的概念却足以让西方人吓了一跳。毕竟，我们是大国。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中国俚语想来外国人也通晓。于是乎，我们采取睦邻政策、我们使用和谐外交，用意很好，单个国家接受起来也觉得中国非常友好，可为什么西方人却总要把这种友好说成“威胁”呢？中国的长袍马褂不可能在世界风行，全世界会唱汉语歌曲的人肯定没有中国会唱英语歌曲的人多；我们生产了很多东西被西方国家的人使用，但版权是他们的，中国人出口赚取的外汇只是廉价劳动力的转化而已。相比而言，我们的所能展现的软实力实在有限，又谈何“威胁”？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没有什么软实力，他们只不过在“柔软地”使用实力。

　　　不过，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承认，中国有实力了。

　　(摘自香港文汇报；作者：魏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