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落

　　○1918年复校

　　○1949年再落

　　○1958年再复

　　○1970年三落

　　○1978年三复

　　1925年10月，只有师范文凭的曹聚仁被聘到国立暨南学校大学部，“一本正经做起教授来”。那时，国立暨南学校已经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同事帮曹聚仁找了一位帮工的女佣，但女工的亲友们一直弄不清楚，“济南大学”为什么不在山东而在上海的乡间？“暨南”的校名，更让她们糊涂。曹聚仁对她们讲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书’，又是‘尧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搅了。”

　　时至今日，暨南大学的学生仍不乏这种尴尬。介绍学校时，总要在前面加上“广州”二字才能讲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学”，还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济南大学？”

　　为着复杂的校名，让曹聚仁会忍不住“真想打他几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的创办人。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专门学堂，并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学堂”，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将自己的历史渊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学堂，隆重纪念学校的百年发展。

　　1906：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

　　1908年，新加坡华侨学生林邦彦被当地侨会选派到暨南学堂读书时，学校的老师除了举人、贡生、秀才外，还有日本和德国的留学生。有位老举人上国文课时唾沫四溅，遭到印尼侨生的反对，差点罢课。

　　学堂为侨生定制了统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边镶金丝线。出门旅行的时候，俨然是陆军学生，威风凛凛。在回忆录中谈到郊游时，林邦彦更是对骑小毛驴的技巧津津乐道。

　　与他同批的还有后来成为新加坡大学校长的李光前。一次骑毛驴出去玩时，李光前跌掉了两颗门牙。

　　当时的南京市民称他们为“洋少爷”。在市民们看来，这帮学生面色黝黑，穿着奇装异服，说着不知哪国的“鸟语”，还擅长打架，虽然出手大方，实在让人敬而远之。

　　林邦彦是从新加坡回国求学的第一批华侨学生。为防止倭寇和来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长期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官民出洋，并把海外华侨视为“化外顽民”、“天朝莠民”。海外华侨在居住国遭受欺凌和屠杀，清政府反而认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与闻”。

　　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调整侨务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将海外侨民与内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更鼓励国内师生到南洋各华侨学校执教。随着海外侨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抚还不断派人到南洋各地“劝学”、“视学”，调查南洋华侨教育的情况。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回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大为感动”。在林邦彦看来，这是促使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免费招收华侨学生回国就学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的钱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的兄长，从爪哇拍电报给端方，说大约有30名华侨学生想回国在南京念书。已经是两江总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赞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抵达南京。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成为国内第一所为培植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为表示重视，端方还亲自与21名侨生及全体教职工合影。1909年时，学堂有学生167人，来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前，端方还给每个学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进入暨南学堂的陈维龙，是来自吉隆坡的侨生，在回国前，念过几年私塾和半年新学堂，经学很熟悉，英文、算术却很差。回国后又发现自己缺乏中国历史知识，为此，陈维龙特意向国文老师请教，老师回答说，“那很简单，你把《纲鉴易知录》看一看，就能应付裕如。”当时南京书店无存货，陈维龙赶紧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收到时把我吓昏了，原来它一套书一共有一百几十册”。

　　陈维龙英文不好，却又碰到一位留学日本的英文老师。他一直记得这位老师教的英文对话：“请问先生贵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陈。”(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让陈维龙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经学的江先生，背后被学生称为“江道德”。他最喜欢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为人确也规矩中正。遇有学生犯错，他并不责罚，反而约他们到家中喝茶，细声细气地讲道理给学生听，让他们记起自己的抱负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学生都“痛哭流涕，声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学堂的第一首校歌，据说歌词是游历南洋多年的康有为所写。不过陈维龙念书的时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颂》，歌词是“圣德与天齐，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虽未自称南面，救世心万古昭垂”。

　　暨南学堂的学生是没有了辫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驻守南京的张勋领着“辫子军”攻进南京城后，曾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赶紧把学生送到上海避难，大部分侨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军，而暨南学堂也因此停办。

　　1927：郑洪年升级国立暨南大学

　　1917年，战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筹办员。黄炎培邀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赵正平共同筹划恢复暨南。

　　他们很快拟定了《暨南学校章程》和《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招生启”介绍了暨南学校创办的缘由：“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从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为赵正平。5月，开始招收内地学生，以便与侨生互相取长补短。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有侨生70人，内地生40人。

　　暨南学校将“忠信笃敬”作为校训，并由清末状元张謇亲笔书写匾额，取意孔子的《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1923年，为了适应学生的增多，并创建大学部，暨南学校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宝山县下的小乡镇，离上海十余里地，有沪宁火车经过。

　　赵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务主任姜琦接任校长职务。姜琦思想开明，在他治下，暨南学校更进一步扩充发展。但暨南学校升级为“暨南大学”，还是要等到1927年6月郑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体现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郑洪年两位校长主政的时期。“那便是侨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气蓬勃的时期”。

　　郑洪年曾师从康有为，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设部次长等各种职务，对教育问题也非常重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1907年首次归国的21名侨生到达上海后，也是由郑洪年接到南京。

　　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后，郑洪年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惟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希望从质量上完善华侨之最高学府的创建，“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他主张“知行并进，实事求是”，将应用技术课程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强调华侨的需要，开设《南洋概况》为全校的必修课；还规定每个本科生要掌握两门外语，第一外语为英语，第二外语从法、日、德、荷兰、马来五种文字中选一种。国内生则必须从荷兰、马来文中选一种，以便毕业后派到南洋服务。

　　郑洪年曾说，“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所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夏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许德珩、洪深、黄宾虹、陶冷月、孙大雨等人则被延聘来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学校教外国学生读《浮生六记》、《老残游记》；教中国学生读《天演论》、《拊掌录》。在他看来，这些思想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一类的著作，在过渡时代，对于语文入门，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林琴南的《拊掌录》这样用古文体翻译的西洋文学名著，“一方面可以养成青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能力，一面也介绍了西洋文学名著”。

　　在真如时期，暨南学校的侨生占了学生总数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车站一眼看去，都是戴着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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