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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年初，当时的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阿什顿 (之后就是欧洲驻波斯尼亚特使阿什顿勋爵) 被发现同不是妻子的女子在一起而被迫辞职。在他的日记中，他描述了他拜访首相布莱尔，提前通知首相他准备辞职的打算。

　　当时布莱尔说：“在政治上，离职是最为困难的。太多的人呆得太长了。我宁愿在人们说‘他为什么要走’的时候放下工作，而不是等到他们说‘他为什么还不走？’或者更糟糕的是等到人们说‘他什么时候走人？’我希望我能够用同样的方式结束首相生涯。”

　　这就让我们一直迷惑不解。很明显，这位手腕最为灵活的英国首相，多年来一直深知如何不为下野作出安排，而且还选择地对他自己本身的建议置之不顾。

　　布莱尔喜欢当首相

　　当我们回想到，自从1994年他成为工党领袖以来，这种考虑便一直是他算计的一部分时，就愈发不解了。在伦敦一家名为格雷尼达的餐馆里，布莱尔向同他争夺工党领导地位的布朗提出了一项提议。从此，这成为广为人知的咖啡台谈话。那项提议包含两部分。布莱尔自己显然更有机会“当选”，所以应当带领工党把梅杰领导的摇摇欲坠的保守党赶下台。当工党执政后，布朗就可以指望在恰当的时候接过领导人的衣钵。在这一条件下，布朗同意让布莱尔放手去做。　　

　　那是三届大选前的事情了。是什么让布莱尔恋栈权位呢？当我在今年1月拜访他时，他的新闻官建议我不要提出这一露骨的问题。(我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当我询问首相近况如何时，他马上咧着嘴回答说：“当你知道不必再为另一场选举而战时，感觉好极了。”

　　因此，这话题便无可避免的弥漫在室内。我们之后的谈话，以及我和他一道前往伦敦郊区的途中，布莱尔的言谈举止好像他还有整个首相任期的事务要处理，从全球升温到阿富汗重建等等。当他同选民和民众谈话时，他的表现，看起来好像是他正毫不知倦的在为第四个任期而忙碌。

　　这其中的某些动机，完全是人性使然。布莱尔喜欢当首相，而且也擅长此道。此外，明年就是他担任首相的十周年，超过以往任何工党领袖。再拖久一点，他就会超越撒切尔夫人创纪录的任期。这肯定很有吸引力。

　　但是，当布莱尔连续第三度击败保守党，公开宣布他将不会再担任下届首相时，他费人疑猜的选择加深他同布朗的误会。从此以后，人们的脑海里就只有一个问题，也是他曾经向阿什顿提及的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也是最糟的一个，那就是：“他什么时候走人？”

　　政治家都有宿命观　　　

　　布莱尔理应知道政治是无情的。多年来，他的后座议员们默不作声，因为他们知道是布莱尔给了他们议员的席位和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席。现在，当英国坚持要布莱尔回答他所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他们把布莱尔当成了累赘。而势力已被布莱尔削弱不少的工会，也公开声明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工党领袖。因此，他宣布明年离开唐宁街只不过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一项存在已久的事实而已。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没有宿命观，我想这在布莱尔身上尤其强烈。当他决定派遣英国士兵保卫赛拉利昂不受利比里亚的野蛮入侵时，他降服了那些警告会发生灾难的人，并且赢得了巨大的道德令誉。当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部署军队时，他坚信他同英国重要的世代盟友美国并肩而战时，在道义和政治上他都是正确的。(他在面临强烈的反对声音时，不会把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交给布朗，这是合情合理的；而他这样想也没错，因为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1994年布莱尔刚当选工党领袖，我首次采访他，他针对有关基督教信仰在其政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作答时说：“我不能忍受那些满口宗教的政治家。”如果要我指出我何时开始对他担心，那就是从2001年9月11日起，当他开始强调其自身的“信仰”是他的道德立场的推动作用时。

　　英国政治的一个解救之方是，这类吁请通常被认为是令人尴尬的。这也可能暗示，说出这番话的人的轻微倾向，那就是相信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布莱尔离职的决定拖延许久，终于成为一个不好的结局。所以，布莱尔被迫承认必须离职说明了一些道理，其中之一就是世俗对这一永恒诱惑的胜利。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希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