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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11日是标志世界政治转折的日子之一。正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卡伊达(基地)组织对美国的袭击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非政府组织在那天杀死的美国人，比日本政府在另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1941年12月7日，发动袭击杀害的人数还要多(编按：即二战时偷袭珍珠港事件)。

　　尽管“圣战”恐怖运动十年来一直快速发展，九一一仍然是一个重要转折。这个新时代开启已经满五年了，当前我们又该如何给它下定义呢？

　　有人认为九一一导致了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文明的冲突”。没错，那也许正是奥萨马·本拉登袭击美国的初衷。恐怖主义是一种戏剧。恐怖分子杀害无辜群众，以此来增强其信息的戏剧化效果，惊吓和恐吓他们的目标受众。

　　此外，为达目的，他们还必须依赖克拉克·麦考利和其它人所说的“柔术政治”，即是小个子借用大个子对手的力量来击败对方。

　　在这种意义上，奥萨马期望美国会禁不住引诱，像20年前苏联一样，在阿富汗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苏联那次入侵为圣战分子创造了甚为肥沃的人员招募土壤。但美国只派小股部队，便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避免了大规模的平民伤亡，还建立起了本土的政治框架。

　　形势被恐怖组织利用

　　尽管远远称不上完美，但美国赢得了战争的第一个回合。卡伊达组织失去了策划袭击活动的庇护所，很多高层领导人物命丧黄泉或锒铛入狱，其核心领导层的消息传递也严重受阻。

　　接着布什政府被傲慢自大冲昏了头脑，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就贸然入侵伊拉克。“圣战”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未能得到的，都在伊拉克战争中如愿以偿：这包括象征标志、平民伤亡和招募人员的土壤。伊拉克是布什送给奥萨马的一份厚礼。

　　卡伊达失去了核心组织能力，却成了一个象征与焦点，让思想极端的模仿者可以向此聚拢。通过互联网，卡伊达发出的号召和训练材料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轻易得到。

　　无论卡伊达组织是否直接参与了马德里和伦敦爆炸案，或者前不久被揭发的在大西洋上空炸毁航班的未遂阴谋，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转型为恐怖主义最大的“品牌”。极端分子赢得了第二回合。

　　与“圣战”恐怖主义斗争，今后的结果将取决于我们能否避开“柔术政治”的重重陷阱。这需要更多利用软力量来争取人心，而不能像布什政府那样过度依赖强硬的军事实力。

　　原因是，这场斗争的双方不是伊斯兰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兰内部的战斗，对立的一方是少数恐怖分子，另一方则是非暴力的伊斯兰信徒的主流。

　　只有主流获胜，才能击败“圣战”极端主义。这需要军队、情报和国际警察部门通力合作，打击卡伊达组织旗下，或在其感召下参与斗争的强硬恐怖分子。然而，吸引伊斯兰主流民众，孤立极端分子，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软力量。

　　消灭的比不上再生的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说过：这场战争胜负的衡量标准，是看我们杀死和成功阻吓的恐怖分子是否超过他们所吸收的新血人数。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的成绩不容乐观。2001年，伊拉克叛乱分子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000；今年，据报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万。正如五角大楼反恐副主任罗伯特·凯斯伦准将所说的那样，“我们消灭他们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他们自我复制的速度。”

　　在软力量的应用方面，我们也做得非常不够。凯斯伦说，“五角大楼在宣传沟通的运用上不及我们的对手；在人员招募和训练方面都是如此。”

　　我们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也影响到“拉姆斯菲尔德比率”。九一一事件后，全世界都对美国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表示理解和同情，但美国入侵与九一一袭击毫无瓜葛的伊拉克，把世界人民寄予的同情挥霍殆尽。

　　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国家的吸引力指数，已经从2000年的75%，大幅下降至这个比例的一半。

　　实际上，占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本身就非常棘手，像阿布加里卜监狱(Abu Ghraib)或哈迪萨镇(Haditha)那样的事件几乎肯定会发生，它们使美国在伊拉克、乃至全球的形象都大受影响。

　　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结合需要智慧。苏联在冷战期间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破坏了二战结束时它在欧洲国家中曾经享有过的软力量。以色列上月在黎巴嫩的长时间轰炸，造成了太多的平民伤亡，使得埃及、约旦和沙地阿拉伯从前对真主党的批判在阿拉伯政治中丧失了根基。

　　恐怖分子如果毫无节制，像“圣战”组织在1993年在埃及干下的、或扎卡维2005年在安曼那样，杀害无辜的穆斯林民众，损害的将是他们自己的软性力量，失去的是民众对他们的支持。

　　九一一事件发生五年后最重大的教训是：如果不能在应对“圣战”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将硬力量和软性力量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落入文明冲突论者早已设置好的陷阱。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删节；作者：约瑟夫·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