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聘”海外教授到中国任教，早在中国高等学府现代化的初期就出现了；而“海归”虽是近年内地学府的常用词，但亦非新鲜之举，二者的目的都是为增进中国的教育质素与加强培养人才发展而设。

　　远聘人才 早有先例

　　北大与清华历来就有从外国特邀的教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控制论(Cybernetics)的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也曾应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之邀到清华大学访问讲学了2年，内地大学教授的眼光与大学的学术环境相信是吸引外国教授到来的主因。

　　一流的大学，应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教授自能吸引一流的学生，大学生可从教授的身上获得启蒙。这是一个理性的设想。外籍教授受聘来华，令人欣喜，但不可忽略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唯一性，全职任教；二，是稳定性，至少一年以上居于受聘大学。当年万水千山的长途跋涉，海外教授都能达此要求，令人明白，能成为大学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才是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成为“中国学生的老师”而不是“做表面”的洋教授。

　　记得大学时遇上不少外国教授，他们大部分是在香港定居的，他们热爱自己国家的文化，又努力融入中国的文化之中，不但邀请学生在下课后、假日期间到家中作客，交流学术、语言，分享最新研究课题，甚至亲自入厨示范异国文化，实行另类的通识教育。

　　海归志士 默默耕耘

　　同样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由来已久，中国的学生在海外学成归来，回国服务是一种自动自觉的意识。

　　李郁荣，广东新会人，曾于1924至1930年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求学，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应邀回国自1934年8月起担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接下来，他又力邀外国教授到中国讲学，这种“海归”与“远聘”的连锁关系，同步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做学术做研究必须专心致志，只有全力以赴，才能为文明发展与培养后进打出稳健的基础，这是不分国界的，特别是专业教育，一脚踏两船式的教学方式如同半桶水的灌溉，结的果也不甜。

　　事实上，历史上的北大与清华均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外籍教授，他们把青春都贡献给中国。

　　早年中国科学落后，地质学尚未兴起，在世界地层沉积方面的工作和对地球历史的解释而知名的美国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在中国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丁文江(1887-1936)的邀请下，于1920年来到中国，在地质调查所担任研究工作，同时为北京大学主讲地史学和古生物学，他在中国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将近26年，中国最早期的地层古生物学者大都出自他的门下。

　　中国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杨钟健(1897-1979)曾撰文指出：“自他到中国后，地质界有显著的进步。关于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和十年来中国地质学会会务的发展，葛教授出力很多，也是有莫大的功勋的。”中国早年地质学的成绩获得全世界公认，至今，葛利普的名字仍深深印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的心里。

　　由此可见，珍惜与培养每一个学术人才，无分海外国内，令有志者与有为者能有发挥之地，更是决定高等学府学术地位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以诚实和开放的胸襟一起为中国的未来培养更多的栋梁，诚然，只要是诚恳踏实地一心为学术躬身，无论是“海归”还是“远聘”都是好方法。 (来源：香港《文汇报》文：陈韵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