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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论坛上，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以政治家的视野看待、讨论公共问题，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惟在具备这样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会阶层才能够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为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新社会阶层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是近些年来中国政治的一个新气象。不过，今年两会上，一些新社会阶层代表、委员的发言、提案，却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其中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板穆麒茹说：“钉子户”也导致了房价上涨，把开发商都当成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和过街老鼠是不公平的。不过，风头最健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纸业女首富”张茵，她一口气提出了三条提案：首先提议对刚刚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合同进行修改。又说，税率太高会吓跑富人，建议为月收入10万元者减税。第三，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

　　平心而论，这两位政协委员的意见未必全无道理，但是，在这样的政治舞台上带有强烈利益偏向来谈论一些公共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舆论对新社会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商人群体参政议政能力的怀疑，对近几年贫富分化背景已经相当敏感的民众的神经，可能更会再次受到不应有的刺激。

　　新社会阶层确实有资格被纳入政治领域参政议政。来自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数字显示，目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为5000万，这个新社会阶层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工商群体、依靠知识获得较高收入的新兴专业群体等。

　　仅就其中的工商阶层而言，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的资本，直接并间接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全国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政治结构显然对此有所调整，因此执政党一直在考虑如何将其纳入政治舞台。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士也不乏政治进取之心。人大、政协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主在2003年产生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2984名代表里有55名私营企业家，更有一百多位私营企业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不过，就在私营企业家在政治舞台上获得发言机会的时候，社会对财富、对私人企业家的看法，似乎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人们看到，自9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在迅速增加，但是，财富的分配却并不均衡，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一些人的财富成亿成亿地增加，大量民众的生活压力似乎越来越大。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很多人改变了对市场、对财富、对私人企业的看法，私人企业的“原罪”问题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舆论对富豪的质疑不绝于耳。很多人宁愿相信，富人的财富就是通过对穷人的剥夺获得的。

　　民众、舆论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仍在争论。但有一点应较明确：导致财富不均的并不是富人的私德，而是制度安排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

　　富裕群体可能会觉得，自己也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受害者。但无论如何，民众、舆论对富裕群体、对他们手里所掌握的财富的负面看法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富裕群体不得不严肃面对的一个事实。假如富裕群体对此作出正确的回应，社会内部的紧张就会趋向缓解，从而实现多赢；否则，不论对富裕群体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后果相当严重。

　　应当说，由富裕群体构成的新社会阶层大量进入政协、人大，在政治舞台获得发言的机会，是一个实现政治和解的大好时机。事实上，相当多的两会代表、委员，也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他们的提案关注民生问题，关注法治与民主制度建设。

　　不过，也有一些新社会阶层的代表、委员，缺乏必要的政治意识。在两会这样严肃的政治论坛上，热衷谈论自己的企业、自己所在的行业的现状、问题与政策。有些人虽然谈到更广泛领域的法律、政策、社会现象，但其视角依然是狭窄的。他们发表意见的目的似乎相当单一：保护、增长自己企业、自己所在行业、群体、阶层的权利和利益。有些人甚至直接冒犯民众的情感，在涉及穷人与富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纠葛问题时，轻率发言。这种发言难免引起民众强烈的情感反弹。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空间相对缺乏私人企业家对公共决策发表意见的渠道。现在，他们开始获得这种渠道，究竟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需要深思熟虑。

　　简而言之，新社会阶层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也就是说，在政治论坛上，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以政治家的视野看待、讨论公共问题，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应当多关注民生，逐渐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惟在具备这样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会阶层才能够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为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