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中“宽严相济”仍是引人注目的亮点，代表委员们认为，“宽严相济”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明智之举，然而，怎么做才算“宽严相济”，却远未形成共识——

　　我们需要怎样的“宽严相济”

　　在今年的“两高”报告中，“宽严相济”仍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坚持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区别对待、注重效果。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不批准逮捕149007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73529人”。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报告中透露，五年来，法院依法宣告1.4万名刑事被告人无罪。

　　站在宏观角度，将“宽严相济”作为现阶段的刑事政策，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明智之举，没有人会反对。然而，从微观的操作层面，怎么做才算“宽严相济”，却远未形成共识。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明确宽在何处，严在何方，严防司法实践中模糊办案，避免随意性和片面性。”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的话，道出不少人的心声。

　　“弑父的儿子”和“捂死妹妹的姐姐”

　　最近，两起案件引起广泛争议。对被告人的判决，是体现了宽严相济还是对宽严相济的背离，更是众说纷纭。

　　一起案件发生在吉林：镇赉县农民杨立酒后与父亲杨柏清发生争吵，杨立用茶杯、罐头瓶、砖块等物品击打杨柏清头部致死，事后把尸体拖到自家驴圈，对外谎称杨柏清被驴踢死了。

　　白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杨立死刑，白城市检察院提起抗诉，理由是“本案系因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和发生在社会上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有区别，法院量刑畸重”。吉林省高级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改判杨立死缓。对此，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颇感欣慰：“以前检察机关多是抗轻不抗重，这次因一审量刑畸重抗诉，检察机关真正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并非都是叫好声。夏光明在《检察日报》撰文，认为轻判弑父逆子，“是对宽严相济政策的曲解”，“宽严相济，既要注意法律效果，又要考虑社会效果，并非不问缘由地一律从轻。从本案的有关事实来看，从轻判处既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而最近，围绕发生在四川省彭州市的“姐姐捂死妹妹”事件，更让我们看到对于“宽严相济”的理解，人们有怎样的分歧。

　　妹妹涓涓(化名)患病痛不欲生，也让家人、邻居深受其害，姐姐婷婷(化名)为了让妹妹“解脱”竟然将妹妹捂死。彭州市法院对本案的一审判决是：婷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如此轻缓的判决，引发巨大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更多的人则表示质疑：“因为妹妹有病，把她捂死就可以判得如此轻缓，是不是说对这部分的生命，保护的力度可以小一些呢？”

　　日前，彭州市检察院以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且不论谁对谁错，社会上的争议、检法两家认识上都说明，对宽严相济，人们远未形成共识。”

　　2008，要特赦吗

　　2007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的文章《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作者列举了特赦的理由，其中一条是“为了实现宽严相济”：“随着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刑事政策领域也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命题。所谓‘宽严相济’，在当前的主要时代意义是‘以宽济严’。为了实现‘以宽济严’，激活我国宪法中的特赦制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2008年1月2日，封力强在《检察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实行特赦的依据，根源在于对宽严相济的片面理解：“宽严相济包括‘以宽济严’和‘以严济宽’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论者只看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喜事不断’，却没有看到近年来我国的犯罪率在逐年攀升，恶性刑事案件层出不断”，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该不该特赦的话题，同样成为议论的焦点。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吴刚委员提出《关于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进行大赦的建议》，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委员也建议，在2008年国家对轻微犯罪者实施特赦。

　　然而，他们的建议受到不少人的反对。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钟晓渝代表认为，是否实行特赦，应考虑现阶段社会治安状况，以及特赦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文显代表表示，提大赦不合时宜。“我们国家还处在犯罪高发期，此时实行大赦，会给社会犯罪分子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不利于整治社会治安。”

　　宽严相济是否会导致“弹性刑罚”

　　“什么叫宽严相济？我觉得这里有问题。相似的犯罪行为有些判得重有些判得轻这本身不太好。”在广东团一次讨论会上，一位人大代表说。刘绍勇代表当即插话：“古代也讲‘恩威并施宽严相济’，这样表述应该没有问题。”

　　除了表述上的争议，更多代表则表示了对“宽严相济”是否会导致“弹性刑罚”的担心：“特定犯罪行为在量刑上有一定的空间，但如果什么时候该宽、什么时候该严不明确，就会导致执法上的弹性。”

　　上述担心，早在“宽严相济”提出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事实上，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刑种的跨度和刑期的幅度都很大。根据案件事实和被告人不同情况，在法定刑限度内决定适用的刑罚，是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也是贯彻刑罚个别化的需要。所以，有没有“宽严相济”，“弹性刑罚”都是一个事实。而“宽严相济”的提出和贯彻，正是为了保证“弹性刑罚”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当然，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苗头。对一些地方出现的“过宽”倾向，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乐平很是担心。他介绍，有一种观点认为，多年来“严打”实践证明，单靠严厉打击犯罪并不能使社会治安得到明显好转，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为了彻底改变以往从严的政策，所以，宽严相济的立足点就是“宽”，就是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这种观念蔓延的后果，必然是会让本该重处的犯罪被从轻发落，这是对宽严相济的背离。”（作者：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