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真正的危险，是我们整体文化水平的降低”

　　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探索社会进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有人甚至为此牺牲。我们需要了解、尊重和继承他们的努力，继续前进，完成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读经解决不了定位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不少人在担心，中国人将在精神上失去自我，因而提倡发扬儒家精神，读经等等，中国是正在兴起一场复古运动吗？

　　资中筠：我总感觉，这样的一种思潮或是“运动”，其实是媒体炒出来的。真正在做这些事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现在有几个学生真的在读经？这种东西，先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它起不了多少作用。有人主张以儒教为国教，行得通吗？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场“运动”实际的影响力和声势，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我认为，今天的危机，还不在于传统文化怎么样了，而是在于，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以后，我们整个社会，特别是读书人的文化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降低。当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各式各样的外来东西都汹涌而入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在一片沙漠之上来接受这些东西了——本来在各行各业都应该有高水平的文化知识分子引领潮流，做出判断，结果断裂了。于是面对外来的东西无所适从。我们很难去进行选择，没有了选择的能力和判断力。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吸收的东西，往往不是别人的精华，而是最肤浅、最庸俗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去吸收别人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你脚底下的土壤是什么？——这是靠读经解决不了的。

　　我们仍需要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说到我们脚底下的土壤，你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侵入，从我们的儒家传统中，可以生长出现代化来吗？

　　资中筠：这就要说到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没有这两样东西，能不能前进，实现现代化？不能。它们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而这些，从我们的儒家传统中(或是法家或其他家文化传统中)能不能自然生长出来？不能。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没能生长出来。如果没有近代史上的外力，非常残酷的外力，屈辱的外力，把这个传统冲开了，我们都看不到原来人家有这个。现在有人硬要说，我们从《论语》《孟子》里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我实在看不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五四运动”才会倡导从西方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资中筠：五四精神，其实不是从1919年才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有识之士就开始想，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第一就想到武器不行，要船坚炮利，就开始造武器；然后想光造武器不行，就开始搞工业，才有了洋务运动。学校开始学声、光、化、电等科学；然后，就是大臣出去考察，有郭松焘这批人，他写回来的报告，发现人家制度比我们优越;后来，康梁变法失败，又有孙中山的革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样子——也就是说，从武器，到工业，到科学，到制度。但是，制度是变了，也有了议会，实质上仍是假共和之名，新瓶装旧酒。所以，人们觉得，要进一步，思想必须革命。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当然，有人说，光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还不够，这里没有讲个人自由。但是，起码德和赛这两样东西，今天也还没有在中国文化中正式扎下根呢。

　　中国新闻周刊：记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西方在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进入现代化的。

　　资中筠：如果西方还是处在中世纪，在天主教廷那样一统的压迫底下，它也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西方人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14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他们是每解放一点思想，生产力就往前推一步，然后再解放一点思想，所以，到18世纪时，思想家辈出。没有解放思想，没有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改造，你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已经是全人类的共有精神财富。只不过欧洲早一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民主、科学、自由，这些是普世的价值观？

　　资中筠:是的。如果人的天性不爱自由，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把监狱作为一个惩罚呢？但光是人身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自由。人跟禽兽不同，就在于有思想，欧洲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宗教革新，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先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看圣经——这是第一步思想解放。所以马丁·路德先把《圣经》翻成德文。过去只有拉丁文的圣经，老百姓不能看，只有专家才能看，现在大家都可以解释圣经了，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教派，也就是对教义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释。这还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没有说可以信别的教。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宗教自由了。你可以自己与上帝通话，你也可以不用去教堂做礼拜，在家就行。这个过程，就有流血斗争，产生了区别于旧式天主教的新教，如公理会、圣公会等等教派，这个过程有一二百年，这样，慢慢地，达到信仰完全自由：可以信任何宗教，也可以什么教也不信。

　　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的，不是回归。我绝对不反对中国人多受一点传统文化熏陶，但是有一些人的想法，是以这个(传统)来抵制西化，首先，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国人也不可能完全西化。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口，怎么西化？根本不可能。

　　从布鲁诺与方孝孺这两位烈士说起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在中国文化扎下根。德先生或许不是中国自来就有的东西，那么赛先生，科学的东西，中国古时不是有四大发明吗？

　　资中筠：中国是有四大发明。但是，首先，中国的古代科学，没有理论的总结，都是器物方面的发明。没有物理学，没有化学，都是智慧的聪明的工匠的经验累积。而且，这些经验也无法普及，没有群体，没有一个机制，让这些经验再上一个台阶。这和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科技发展，大都是为皇家的需要，不是市场、大众的需要。在当时的体制里受重视的不是工程师、科学家，而是搞政治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非常成熟。但是在科学理论方面，制度是不鼓励发展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过布鲁诺与方孝孺的故事。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朱允(建文帝)的老师。他后来坚拒为夺位的燕王朱棣(永乐帝)起草登基诏书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灭十族”——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受株连。

　　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由衷敬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过了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鲁诺以传播异端于1600年被罗马教廷处以欧洲当时的极刑——烙刑。他在狱中七年，援引教义为自己辩护，只是坚决不肯接受他可以获得赦免的惟一条件——否定“日心说”。其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永为后世所称道。

　　就抽象的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布鲁诺为之奋斗的，可以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动一步，而方孝孺为之牺牲的，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应该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都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们应学会以平和心态与外国打交道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人时不时会忽然一下子觉得，我们要西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冒出来了？

　　资中筠：这常常是感觉上与我们同西方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有关。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是提高了，但是面对比较强大的国家，还是有种不平等的感觉，因此就把国家关系跟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吸收，互相影响，混为一谈。还有由于我刚才讲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水平总体下降，在知识界有一种焦虑，感到失去了文化上的自我表现认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人们常常谈，为什么我们翻译的外国的书，远远超过外国翻译中国的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你要知道，这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互相交流的过程。这与爱国不爱国关系不大。

　　如果别人是有精华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学习。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学了一点之后，经济上刚刚取得一些成绩，又产生一种虚骄之气，回过头来说，我何必学它呢？这种犹豫，来来回回是非常多的，日本就不这样。我最近还在一个会上碰到一位日本学者。他说日本没有中国这种包袱。它在维新的过程中，看见什么好就学什么。

　　原来日本的文化传统是汉学，后来它抛弃了汉学，学“兰学”——指荷兰，因为它最初接触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这个时候，它放弃学中国并不是因为要仇恨中国，它就是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汉学对我的现代化已经没好处了。这是一种比较简单一点的心态。不是学着学着就想，我凭什么学你，我老祖宗比你还阔呢。我们要抛开两种思维：一是动不动就说我当年多辉煌，好汉不提当年勇；二是我现在倒霉的事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人学中文重要还是学英文重要？

　　资中筠：中国的古典文化非常丰富，还有十分精致高雅的审美品味(现在被低俗的东西冲击殆尽)。我特别认为现在中国人应该多学中文。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父母，从幼儿园就让小孩念英文。用他们的话来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认为小孩将来的前途在他英文好不好。中文根本就被忽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一个国家的人，他的文化水平拿什么来衡量？除了专业之外，他的基本文化水平，就是他本国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加上他对本国历史的了解。这两样东西，现在都没了。这倒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要是这些都不知道，会非常容易盲从，对于到底该要什么西方的文化，也不知道。

　　所以我说，真正的危险是在这个地方：是总体文化水平降低，而不是要“西化”还是要传统的问题。

　　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探索社会进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已经做出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为此牺牲，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也是传统的一部分。

　　许多我们今天争论的问题，他们早已论证过，并且非常深刻。我们需要了解、尊重和继承他们的努力，然后在这基础上继续前进，完成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黄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