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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开政治的层层迷雾，你会发现印象中那个不同寻常的国度——伊朗，其实和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琐碎的生活与烦恼

　　文/刘婉媛(发自伊朗德黑兰)

　　加里·尼兰得为自己的石材生意去一趟伊朗，对此他犹豫了很久。

　　“邪恶轴心”“暴政前哨”，这些字眼足以让许多人对伊朗心存畏惧，更何况加里是个金发碧眼的澳大利亚人。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加里虽然极其讨厌自以为是的布什，但他也觉得老和布什过不去、口无遮拦的内贾德总统很“怪异”。在媒体上，加里老看到伊朗人为了核问题等等与国际社会较劲，他禁不住怀疑伊朗人是不是都那么“好斗”和“咄咄逼人”?

　　加里的母亲要他到伊朗后每天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加里为了安慰她，就说：“没事，我这不是去伊拉克。”

　　然而，在伊朗半个月的经历让加里始料未及。从悉尼取道多哈飞往德黑兰，在德黑兰机场排队10分钟就拿到了落地签证，方便得令加里吃惊。当他在餐馆里颠倒地拿着波斯语菜单不知所措的时候，没等服务员来招呼，隔壁桌的年轻人就过来给他当翻译，甚至邀请他一起蹭饭。走在大街上，加里的金发碧眼招来许多人跟他练英语。“那感觉，就跟走在你们北京的王府井一样。”加里对记者说。

　　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这两座伊朗最大的城市，治安好得出奇。让加里感到最为欣慰的是，他跑遍了大半个世界，终于在这里看到了个没有麦当劳快餐和星巴克咖啡的城市。对于厌恶麦当劳、星巴克“集团侵略性文化”的加里而言，这里简直就是一方净土。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加里的生意伙伴邀请他来参加家庭聚会。加里吃惊地发现，平时宽袍大袖黑巾盖头的女人们，这时候都换上了西式的衣衫，不仅紧身而且低胸，其时髦程度与悉尼没太大区别。女孩子们谈话间仍然流露出一些羞涩，但不减眉目间的自信与坦然，这整个就颠覆了加里以往对伊朗妇女的印象。

　　一切都与预想中的不一样。“邪恶”与“暴政”似乎无迹可循。惟独在德黑兰过马路的时候，加里才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狂飚而过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没一点章法。加里心想，恐怕一直要等到签证过期，他都难以穿越这些马路。

　　“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

　　在设拉子市的一个清真寺里，中学生艾斯特手里拿着厚厚的教科书，脸上带着一些惶惑。她告诉记者，明天就要高考了，她来清真寺复习功课，希望真主安拉保佑她能考上大学。艾斯特向记者抱怨起功课的紧张，接着聊起伊朗女孩最新的流行时尚。临走之前，她还不忘夸记者身上的破牛仔裤“很酷”。

　　除了大热天里头上围着头巾，艾斯特与18岁的中国女孩子没什么区别。

　　傍晚时分，伊斯法罕市中心的伊玛目广场和朝因达鲁河两岸聚集许多前来乘凉的人们，孩子们或骑自行车或滑旱冰，大人们则在一旁聊天看风景;在设拉子市的波斯著名诗人哈菲兹的墓前，男女老少手拿着哈菲兹的诗集在吟诵，似乎想在饱含哲理的诗句中寻找有关人生的解答;在德黑兰一家餐馆里，几个小青年围着一杆水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看着电视转播中的世界杯足球赛，热情万丈地支持着德国队。记者眼里的伊朗，生活缓慢从容，而又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经历了伊斯兰共和国建国的沧桑，接着一场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迎面而来，随后核问题又加剧了伊朗与西方的对峙，这一切使伊朗在几十年来始终被置于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之上。在媒体的报道中，伊朗的代表形象不是愤怒的政治家，就是不断被封上又被不断揭开的铀浓缩设施上的封条。在政治迷雾下，伊朗的社会状态，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却一直乏人关心。

　　“一些西方媒体把伊朗塑造成人人都像是恐怖分子似的。其实，他们国家的问题，很多国家也有。他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和我们差不多。抛开文化和宗教的区别，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加里说。

　　在谈到国际媒体对伊朗的报道倾向时，伊朗副总统兼文化遗产与旅游组织主席马沙伊以及众多伊朗旅游部门的官员多少都表现出了无奈。伊朗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对外国旅游者也有足够的热情，但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朗的不了解甚至误解，导致外界对伊朗有着巨大的心理距离，对古老的波斯文明与名胜古迹也就敬而远之。

　　传统与反叛

　　当记者在德黑兰机场接受安检的时候，笨拙地裹在脑袋上的头巾不慎掉落，在一旁的女警顿时严厉地指着记者说：“请带好你的头巾！”

　　从7月14日开始，伊朗政府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办了一场为期10天的服装节。服装节上展出的都是黑灰色的、长及脚踝的、宽松的传统袍子。政府想通过这个活动，推广传统的伊斯兰着装文化，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

　　“你们看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她什么时候暴露过自己的身体吗？可现在的西方妇女穿着袒胸露臂，我们可不希望变成西方那样”，博览会的行政秘书默尼里说。

　　但在街头，女孩子的着装与展览会的服装大相径庭。她们穿着长衣长裤，但许多人的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女孩们的头巾颜色、款式各异。有些女孩的头巾在半遮半掩之间，欲说还休地展现染成五颜六色的卷发。

　　播放西方音乐在伊朗是被法律禁止的，但在许多餐馆和酒店里，能听到美国的老鹰乐队一遍遍地诉说那个晦涩的“加州旅馆”的故事，阿姆仍在饶舌地说唱他的痞子人生哲理。花上合人民币8块钱的1万里亚尔，随处能买到一盘盗版的欧美音乐CD。

　　在设拉子的一个公园里，19岁的女孩苏瑞指着坐在50米开外的一个男孩子告诉记者，那是她的男朋友。根据传统礼俗，男女孩在订婚前不应私下交往，但苏瑞仍然大逆不道地偷偷跑出来与小男友约会。当记者问她要不要告诉父母时，苏瑞做出一个割脖子的动作，连声说“不行不行，爸爸妈妈会杀掉我的！”手势是吓人的手势，而幸福溢于言表。

　　越是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似乎越容易滋生反叛的萌芽，古老文明所面临的矛盾，伊朗也难撇开。在伊朗6800万的人口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75%。伊朗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既有对传统的固守与坚持，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摆脱不了对新鲜世界以及外来事物的好奇与憧憬。

　　变革的萌芽与冲动

　　28岁的土木工程师阿米尔告诉记者，他喜欢旅游，今年曾经去过泰国的芭提雅。

　　“啊，芭提雅，你有没有被吓到？”记者开玩笑说。众所周知，光怪陆离、人妖云集的芭提雅是泰国的色情业之都。

　　阿米尔哈哈大笑说刚开始是被吓住了。他随后正色告诉记者，他可不希望伊朗变成那个样子，不过，“伊朗应该开放一些。”

　　阿米尔甚至毫不讳言对内贾德总统的不满意。在他看来，伊朗的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在位期间，虽然在经济上没有给伊朗带来太多的进步，致使失业率居高不下，但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哈塔米进行了许多改革的努力。

　　伊朗在去年6月举行了大选，德黑兰市长内贾德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拉夫桑贾尼，意外获得选举的胜利。许多伊朗民众欣赏内贾德一贯的廉洁，但也有一些人对他的保守作风感到担心。

　　一些分析家指出，在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但从投票结果来看，有1700万张选票投给了改革派候选人，而投给保守派候选人的只有1100万张。由此可见，伊朗社会中支持改革的力量要大于保守的力量。

　　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的伊朗前议员哈吉伽图祖认为，伊朗的改革这些年来实际上取得不少进步，比如妇女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保守的政治领导人可能会使变化变得比较困难，但他不可能逆转潮流。”她说。

　　7月2日，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发布一项命令，宣布将伊朗80%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在三天前，哈梅内伊刚刚宣布成立一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由哈塔米时代的外交部长、改革派人士哈拉齐担任主席。伊朗媒体分析认为，外交政策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改善内贾德总统执政以来饱受折磨的与西方的外交关系”。而对于伊朗加快经济私有化步伐，一些国内外媒体则以前苏联为例，认为这一进程将给伊朗带来新的观念与思潮。

　　对于阿米尔这位平民百姓而言，他没想得那么复杂、那么深刻。他只是希望私有化改革能给伊朗的经济带来好处，让在过去三年里两度失业的他不再为自己的饭碗担心。此外，他也希望伊朗搞好与各国的关系，外界不再对伊朗抱有偏见，这样他出国旅游就容易多了。

　　“美国人应该来这里看看，就知道他们的看法有多幼稚了。我自己也挺想去美国看看的。说不定，我们对美国也有偏见呢。”阿米尔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