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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之后，西方应该认真寻找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而不能简单地把一切归于伊斯兰极端主义

　　自从布什上台以来，从他嘴里出来的“危险词语”就一直不断。从911之后的“十字军东征”，到后来的“邪恶轴心”，再到日前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体现出布什总统思维中的某种一贯性，借用亨廷顿的话来说就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观。

　　1993年夏，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未来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虽说这一理论遭到了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广泛批评，但却并没有因此就丧失其“理论魅力”，倒是美国的大小政客对其“礼遇有加”，认为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

　　然而，这一谬误的“文明分野”在美国却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着深厚的宗教色彩，从而对其他文明形式的宗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或偏见。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淡出，美国社会的宗教色彩更有日益浓厚的趋势。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在竞选时，有人怀疑小布什仅仅把宗教当做一种捞取选票的工具。对此，老布什回应道，“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圣经》读了不止四遍。”因此，小布什说，“我之所以能到白宫，全靠祷告的力量”，“耶稣是我的政治学老师”。

　　了解了上述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布什总统的那些极端言论了。布什总统将世界划分为黑与白、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界线分明的、不共戴天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布什总统的这种“伊斯兰恐惧综合症”，对美国处理与伊斯兰国家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早就被很多西方媒体和政要看得十分清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就说过，美国总统布什的宗教偏执导致美国的对外机构处境更加艰难。2005年11月，英国查尔斯王子在对美国的访问中就公开表示，他试图说服布什总统不要因为911事件对伊斯兰教国家采取激烈对抗的政策，而应以包容的态度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与文化。这也正彰显着一个事实，就是在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之后，西方应该认真寻找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而不能简单地把一切归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反应该反思自己的对外政策。

　　事实上，小布什这种“文明冲突”式思维，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是有着相当负面影响的。它实际上正在将美国带入一条危险道路，就是将可能团结到反恐战线上的伊斯兰温和人士逐渐推到敌对的一面，这样无疑壮大了恐怖的势力，也使得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变为现实。这样的一个危险后果，就是可能爆发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冲突，用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的话来说，就是“新的世界大战就在眼前了”，这也成为了最近西方媒体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虽说有些危言耸听，但也发人深省。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张家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