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人中再找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是难事，但要再造一个霍英东，是太难、太难的事。

　　假期短暂外游返港，乘车回家路经沙宣道，远远已经望见电视台及报社的采访车成堆停在霍家大宅门前，心头顿时一沉：最不想发生的事情看来终于发生，霍先生走了。

　　回家即致电何铭思先生，除了几句安慰说话外，也不知可以再对这另一位老人家多说些什么。何先生声音低沉，语调伤感。只是个多月前，曾经传出霍先生在北京病危的消息，向何先生求证，何先生在电话中还显得十分从容，说绝无其事，霍先生刚刚才给他电话，提醒他今日星期五记得去打波(网球)。何先生还笑说，霍先生日日吵着要回香港，但医生唔理佢，一于唔畀佢出院。

　　最有“人气”的大人物

　　霍英东最后一次上京治疗，是中央派专机连同医疗小组人员来港接去的。这之前，霍先生尽管身体已比较虚弱，但每次上京接受化疗，仍坚持要自己步上飞机，连轮椅也不肯坐；抵京后也不肯入住医院，仍住在他投资开设的贵宾楼，按时到医院化疗后就回酒店休息。但这最后一次，他入住协和医院后，终于就没有能够再活着出来了。

　　对霍英东先生的离去，再多的赞扬、怀念之词不会嫌多，再高的评价也不会过甚其词，而且可以相信，这些说话完全都是出自人们肺腑之情的真心话。一个人，能够像霍英东那样，生前赢得广泛尊重，死后为人们所普遍惋惜，而且，这种赞扬和惋惜，几乎是来自不分阶层、不分等级、不分党派，特首曾荫权可以大赞“霍老先生是香港人典范”，一众球员、波友六百多人可以自发在旺角球场为他对足球事业的热爱默哀；郑耀棠、陈永棋可以盛赞霍先生对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李柱铭可以感叹尽管政见不同，但霍先生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民主派……，“赢得身前身后名”霍英东夫复何求？

　　在霍先生逝世后，有香港政界人士表示，香港需要如霍英东般能与中央沟通的人士，这个角色不太难觅到；然而，要再找一位政协副主席容易，要再找一个霍英东，可就太难、太难了。

　　霍英东来自中下阶层，经历过三年零八个月，童年、青少年生活困难，造就了他坚忍不拔、不怕困难的性格；中年事业有成，却又因所谓“走私”问题遭到港英殖民管治者的百般打压刁难，更迫出了他咬紧牙根、发愤自强，而且特别重情重义的强烈个性。爱什么、恨什么，相信什么、厌恶什么，霍英东是从自己的人生实践中找到答案。他爱国家、爱民族、重朋友、轻名利，一切都绝非偶然。

　　香港地，有钱有地位的人不少，但有钱、有地位未必就有人缘、有“人气”。而霍英东可说是其中相当罕有的一位。论财富，他一直被列入什么富豪榜，论地位，他“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属国家领导人，但升斗市民看见他都有一份无言的亲切感，甚至“黑白”二道都给足他面子，因为群众眼睛雪亮，霍英东爱国是“实牙实齿”、数十年如一日，而且不图任何利益的，特别是资助体育事业、为中国人争光打气，长期出钱又出力。法律界人士喜欢说法律的公正性在于必须是“看得见”的，而霍英东的得人尊重，就是由于他说的一切，包括爱国，都是他自己所坚信和实行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从不会“讲一套、做一套”。

　　记者采访要考耐性

　　霍英东待人真诚，而且个性比较拘谨内向，不属能言善道一类，因此他与传媒的关系相当有趣；记者都很喜欢访问他，因为他讲话坦率、直接，从不卖弄任何外交辞令，更不会令记者“冇货交”、难做；但是，记者同时也有点怕采访他，因为霍先生讲话有时“一旧旧”或断断续续，不知道到底想说些什么。不过，只要接触多了，“捉”到他的思路和习惯，要明白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而且，霍先生其实是一个很“长气”的人，当年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时请帖发出去了杯碟餐具还未到齐、开幕当日拾到一箩鞋子、十元一碗云吞面排长龙……，“老记者”都听到会背了，可霍先生每次访问都还是要“盘古开天地”从头谈起，乐此不疲。

　　因此，和霍先生做访问，记者必须要很有耐性、很用心，而且要老老实实的写，霍先生对有关他的报道是看得很认真的，要求准确性第一，“擦鞋”绝非其所愿。而只要一旦在报道上取得信任，要采访他就会变得很容易，而且会得到中华游乐会粥面午餐的“友情对待”。

　　采访霍先生，近年印象最深的两回，是反驳“走私”传言和澄清“澳娱”股份之事。

　　八十岁澄清没有走私

　　“霍英东靠走私起家”，已经如同戈培尔的名言一样，说了一百次，也就人人当真了。曾经几次请霍先生说个明白，他都沉吟不语，说“唔好再提咯”。直到○四年八十大寿之日，上午在家吃完生日蛋糕、下午再到中华会打波，休息喝着甘笋汁时他忽然语气变得沉重起来说：“八十咯，有件事，今日都应该讲个清楚，我唔系靠走私起家。”

　　接着他就头一次打破数十年的沉默，原原本本讲出了当年如何用十多条船的船队冲破港英海上封锁、将大量物资运往内地的经过，每晚如此，持续了一年有多。霍英东承认，当时是“没有报关”，但香港一贯是“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出了香港水域就更不是港英管辖范围，而且他运载的只是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从来没有运过军火。霍英东更不讳言，他当时也不是真的懂得什么“抗美援朝”或爱国，只是一心要打破封锁禁运，而且，那年他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个一百万。

　　然而，打破禁运是做了好事，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年前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挂满战争勋章的将领，唯一坐在台上的港人只有一个，就是霍英东。

　　澳娱售股何特首劝止

　　另一件令霍先生讲起来“又气又笑”的则是澳门博彩娱乐公司股份之事。年前在各方都争相报道何鸿燊家族股权之争时，霍英东突然宣布，他将出售其名下所有的“澳娱”股份。同时，他还首次披露了当年如何“无心插柳”的经过，他应何鸿燊之邀赴澳门“踢波”，谁知临时何先生向他提出暂借四十万投标赌牌，而他则一心想以此作为澳门兴建新口岸码头的投资，但其后资金并没有回到他的手上，如此这般，他“被迫”成了“澳娱”的大股东。为此事，直到出席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庆典，他十年没有踏足澳门，更没有入过“葡京”。

　　至于售股之事，为免局面复杂化，澳门特首何厚铧亲自出马，请霍先生去中山吃饭，要求“霍世伯”不要售股，结果，霍英东决定不出售“澳娱”股份，但全部股票及收益捐出成立基金会，协助澳门发展文化体育事业。霍先生的“澳娱”股份占百分之二十七，今日市值近一百亿元。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叶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