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周末》通过调查披露了中国顶级富豪的精神世界。调查显示，这些顶级富豪心态基本健康，但有严重阴影，他们内心中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充满不安全感。比如对“巨额财富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绝大多数人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了“不安全感”和“烦恼”。

　　近来国人熟悉了慈善家卡内基的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那守着巨富而惴惴不安地活着的人呢？面对充满不安全感的中国富豪们，我想说的是，在巨富中不安也是一种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财富是人们通过奋斗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支配物而非对立物，财富内在的力量应让一个人物质更充实精神更自由，而不应成为什么精神负担。一个穷人内心充满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财富的匮乏使其无力消除这种不安，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守着巨富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能力通过财富的使用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有能力通过财富主宰自己的命运，有能力去主动营造一种使自己身心愉悦的公共环境。

　　富人经常抱怨仇富情绪，抱怨穷人的偏激、野蛮和攻击性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全感，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相比穷人，一个社会中掌握着财富的人永远占据着营造社会氛围的主动权，财富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一个社会的舆情——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在巨富中充满不安，这是中国富豪的耻辱。

　　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10%的富人掌握着这个社会70%以上的财富，富人有充分的财富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存氛围，营造一个使自己身心愉悦的环境，让自己获得免于不安的精神自由。首先，可以积极地投入慈善事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捐赠一方面可以让“对自己边际效应近于零的财富”给更需要的人带来幸福，更是弥合贫富差距的一种精神沟通——可中国富人非常吝于捐赠，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只有15%来自中国的富人；然后，可以积极地纳税甚至要求增税，富人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赋税，可以在公共领域充满道德自信地面对公众，正因为此，当2001年布什政府准备废除遗产税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予以最强烈的反对，他们呼吁“请对我们征税”——而中国许多富人是一方面以逃税、避税为荣，一方面以“会挫伤创富积极性”应对舆论屡次提起的遗产税、累进税议程。

　　富人本可以通过理性的财富使用主动营造氛围让自己“心安”，而他们在现实中却放弃了这种主动权，像守财奴那样守着财富，被动地面对仇富，在“被嫉妒想像”中放任这种不安，甚至以精神撒娇的语气面对舆论无辜地诉说和暴露着这种不安全感。他们不知道，惴惴不安地守着财富是多大的一种耻辱。

　　(稿件来源：江南时报，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