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满怀抱负和理想、年龄介于25至35岁之间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数正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在“成家”和“立业”两件头等大事面前，入不敷出的薪金和并不稳固的工作岗位日渐削弱着他们的承受能力，对他们的生存价值和生命尊严构成打击。新近的一项消息说，超过98%的年轻人因为购房而步入债务深渊，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心理疾患，过上亚健康生活。

　　住房问题如此重要和紧迫。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善居住质量、提高生活素质而努力。住房补贴和实物分配的美丽历史已经在1998年终结，这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将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初步的住房条件，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及消除后续发展的后顾之忧。但是，这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年轻人中间几乎很难办到。

　　因为，在生存和发展二者中有一个效率优先的问题，这在住房环节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那些有地位、收入高的人，轻易就可以购买到令自己满意的房子。只要愿意，他们还可以将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投资和炒房中去，牟取更大的利润。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也乐于向这类人提供或出售更高档的住房。

　　这时候，更多的并不具备强劲支付能力的人会受到住房市场的排挤和驱逐，此时二元分化的结构状况会跟着出现——少部分人住得很好，少部分人也就更加效率优先；大部分人的居住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改观，因为严酷的货币支付标准的打压，这些人的优先愿望被抑制。

　　如果他们一定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购房，他们只能向银行借钱，以预支的方式确保能够平等地享受居住权益。但一个前提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契约基础上，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劳动能力全部长期抵押给了银行，这时候他们不得不围绕着房屋来设计自己的生活，甚至不惜委屈自己，不得不过着质量明显下降的生活。由于压力过大，不仅物质拮据，健康也会受到损害，更会威胁他们进一步的生存和发展。

　　这时候会出现两类严峻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当个人的劳动和诉求全部围绕着偿还债务而进行时，个人将不能有更大的作为，也无法获取更多机会。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供房压力的年轻人往往显得小心翼翼，过分依附于稳定来排遣不安。人们惯常通过跳槽的方式寻求发展机遇，由于害怕动荡，这部分年轻人的跳槽率连10%都不可能达到。这不仅限制了个人的提升空间，也使个人发展的持续性被消解。许多背负着沉重供房负担的年轻人丧失了热血沸腾的状态，不再显得生机无限，变得心力交瘁。

　　第二个问题，如果高房价造成的财务风险在居民那里得不到更好的改变，人们将不得不冒着一贫如洗的风险前赴后继去拥有一件并不能令人安居乐业的房产。而当个人的提升空间和机会可及率被压制住后，意味着个体将无法为整体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劲的支撑动力，会影响甚至拖累到社会整体的进一步提升。届时，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损耗威胁。

　　此外，老一辈人为了新一代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倾尽积蓄提供帮助，此类链条式负面效应对家庭整体也将产生影响。这种广范围的波及，加剧了住房这一综合性问题的潜在隐患——不仅影响到个体健康，同时也变成整体性社会和经济健康水平的陷阱。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