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职场打拼，一些年轻的白领选择出国留学深造，去探究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化，另一样生活。但这样的一种选择未必都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白领留学，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一种风险投资：是拿着不菲的年薪，在工作中慢慢熬至出头划算呢？还是放弃固定的收入，另外再花上几十万元的学费出去镀金值得呢？成本和收益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圆梦：投入产出需衡量

　　“正是因为白领有工作经验、社会地位和成熟的头脑，所以白领留学要考虑的各种成本远远要比事业尚无建树的学生要高昂。” 王燕鸣分析到。

　　王教授建议，在考虑出国前，白领们应该对自己留学的投资和收益做一个基本的核算。可以从硬成本和软收益上来大概衡量一番。所谓硬成本，是选择留学一定会付出的各种成本的总和，包括具体的出国费用、留学费用、时间、精力、感情和人脉上的种种损失，以及选择留学所丧失的收入，这些是机会成本，所有这些成本都是一旦选择留学所不可回避的。

　　而软收益的概念则是你通过留学所预期能够获得的东西。如果把留学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投资，那么这种教育可以用金钱购买，但是却无法用金钱买到教育的回报。所以留学后的预期收益是具有风险的，无法确定，是软性的。理性的白领人士在留学前需要在硬成本和软收益之间做一个基本评估，尽量找到一个平衡点。

　　原本准备留学英国的文员阿伦在了解了具体费用后，作出了退步，他算了一笔账：“目前去英国读一个硕士研究生，除了医学、计算机等热门行业之外，普通的一年制硕士研究生的学费是1万英镑左右，加上一年国外的实习，旅行和生活费用，来往国内的机票等开支也将近1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就是30万元左右。即使我回国后如果找到月薪5000元的工作，不吃不喝也要5年才能挣回教育成本，如果是低于3000元的月薪，那么很可能这个时间要延长至十年左右，这对于家境富裕的学生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目前一个月只有不到3000元薪水的我来说，实在是太贵了！”

　　难以回避的还有留学带来的情感生活的变化。一方出国带给男女双方的直接现实就是两人长时间地天各一方，在新浪网关于“出国面临与爱人分离，我该怎么办？”的调查中，有33.52%的回答是能容忍与爱人分离的最长时间为一年，能容忍2~3年的占32.63%，但选择半年以内的也占了26%。

　　“如果选择最终在国内发展事业，不得不考虑人脉方面的收益。”目前在美的集团负责海外资本运营的Charles在美国留学3年，工作10年后回到国内发展，他说：“在国外时留学生们经常聚会，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帮助，但回国后所有的关系网都需要重建。”2004年，他选择再次就读CHEMBA，同学都是企业界的精英，他觉得融洽的同学关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寻梦：不是一时冲动

　　8月，殷毅正式完成工作交接，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奔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迎接为期一年半的留学历程，在一家大型垄断国企工作了3年的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总经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殷，出国的事情还是再拖延拖延吧，上面正在考虑是否要提拔你呢？你这一走，以后再想回来，连编制都不好解决了。”考虑再三，殷毅还是决定放弃掉“铁饭碗”，“我才26岁，不想一辈子守在一个单位，外面的世界这么大，趁年轻，我要出去走走。”

　　31岁的冯林从事信息技术市场咨询工作，他选择留学则完全是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我热爱IT工作，这些年一直在这个行业内，却没有找到事业突破点。到IT业最发达的国家去系统学习相关知识，会给我的职业提升带来好处，周围同事的学历也越来越高，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所以出国留学是我职业规划的首要选择。”2001年，冯林赴英国攻读信息系统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设计师李洁决定出国则是处于心态的调整需要，“做了7年设计师，反反复复接触的都只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有时候真是厌倦，我要出去换换空气，为我以后的设计道路找些新元素、新灵感，不然这一行我没法干了。”她皱着眉头说。

　　对于越来越多的白领人士选择出国留学的现象，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燕鸣关注已久，曾经因为教学等原因先后游历过二十几个国家的他分析到：“与许多孩子在父母的资助下出国留学不同，拥有一段工作经历的白领们选择留学要理性得多，这是他们一种自主行为。他们中间有奔着国外先进专业技术去充电的，也有为了开拓视野去的，还有转行探寻新的人生道路的，这部分人群在国内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对人生抱着较高的理想和要求，属于他们的舞台是足够大的，他们很少是为了单纯学习或找工作而出国的。正因如此，白领留学要解决的就不仅是一般学生的学习方面的问题，而是面临着做好成本收益核算、完善职业规划、解决家庭问题和事业发展的新挑战了。”

　　梦醒：应多方位考虑得失

　　许多白领为了梦想放弃了工作、远离亲人漂洋过海，而归来后，他们需要重新面对的，还有许多。

　　2005年12月从澳大利亚回国的王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他在澳大利亚一直帮助教授做助教，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上自身能说会道，先后获得了8份工作的青睐：有政府部门，有事业单位，有房地产公司，有商业集团……经过综合比较后，王启参与了一家专业教育机构的筹划工作，而今已经成为这家教育机构的高级讲师兼股东。

　　而今年6月份刚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陈青青求职就没有这么顺利了，之前一直从事金融国际业务的她，出国读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回到广州后才发现，要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她找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最终决定下来。

　　在澳大利亚拿到社会学硕士学位的刘宇归国后也经历了大半年的艰苦求职，最终还是回到了出国前所在的单位，然而却赶上了单位制度改革，刘宇由原来的正规编制变成了临时聘用的合同工，许多福利比从前差一大截。“当时决定出去时，正好部门人手很紧缺，领导挽留过我，我坚持辞职留学时，同事们就说我心高气傲什么的，转了一圈现在又回来，待遇还没以前好，有的人难免会说三道四的。”而今年28岁的她还觉得愧对父母。“当时妈妈就不舍得我出去，担忧地说我年龄也不小了，再出国几年回来就成了老姑娘了，在国外忙着学习、打工和写论文，根本没时间谈恋爱，现在，真的是老姑娘了。”

　　王燕鸣教授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留学回来后经历了陈青青和刘宇的际遇，他说：“留学前的心理准备和职业规划十分重要，同样，留学后回国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心态也十分重要。任何投资的回报都不能因为短期没有明确回报而彻底否认，求职失败后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保持积极的心态，把现有投资转为另一种利用也好，尽量减少投资的损失。”

　　王教授认为，以前，在整个中国对世界了解很少的时候，一切引进的人才和经验都很珍贵。而现在整个中国的留学意识都开始理性起来，学习先进的高端技术，有必要去发达国家深造，是因为国外有先进的实验室和整套完善的教育研究机制；而类似于管理方面的专业，如果你依旧打算在国内发展，其实没必要一定要出国，因为管理要适应国情，理念和现实不能差别太大，一味全盘西化照搬国外的理念是不可取的，现在国内的许多专业发展得很快，实力也越来越强，还有校友的资源优势。如果职业目标是在跨国公司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留学背景和国外的工作经验则显得更有优势。

　　(来源：广州日报；作者：李倩、陈梦飞、李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