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一点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真希望当今的校长，能够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温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记，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入手，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

　　记得几年前北京大学韩水法先生写出《世上已无蔡元培》，行文带有德国哲学特点的缜密思维和逻辑推理，引起知识界普遍的唏嘘感叹：难怪事情做不好，原来没有蔡先生啊！是啊，蔡元培先生没有已经六十七年了，但是，我们是否具备产生新蔡元培的土壤？这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年正值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而1月11日又迎来中国现代大学的保姆———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对于热衷于逢五排十纪念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刚刚逝去的2007年，正值西南联合大学七十周年纪念，我在《纪念西南联大需要平常心》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不愿意看到，西南联大随着纪念的升温而被神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老辈学者能够做到的，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到。”我说那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有意无意中，将蔡元培先生称颂为圣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蔡元培先生了，而是不断神化蔡元培先生。更有甚者，还可以接着神化蔡元培先生的后代。

　　在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深刻反省我们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态度，大有必要。

　　首先，给我的感觉，台湾和香港的大学，似乎没有神化蔡元培先生，反而是大陆对蔡元培先生进行神化。梁漱溟先生神化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梁漱溟老先生晚岁回忆蔡元培先生时，肯定把蔡元培先生礼聘自己担任北京大学老师的佳话予以了加工提升，梁漱溟老先生有一番话，大意是：中国共产党出自北京大学，而蔡元培先生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

　　这种提法，随着梁漱溟先生去世，已经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梁漱溟在神化蔡元培先生方面，确是先驱人物。

　　1988年，正值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高中同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样，我得以作为局外人观察北大校庆，那时候，北大对于蔡元培先生，好像是保持一种温情的；但是，在1998年，北大建校一百周年时，北京大学好像对蔡元培已经是彻底地神化了，也许，伴随着神化的，正是对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摒弃。但是，这种大学理念，在一些校长比如说丁石孙、王义遒那里，还是不绝如缕。

　　正当许智宏校长准备向蔡元培先生学习的时候，许多教授却觉得现在的北京大学没有资格学习。我觉得这让人如何是好？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其实都是欧美现代大学的常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于欧美伟大的学府来说，那是现代大学的底线。蔡元培先生凭借卓越的声望，成功地将欧美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移植到北京大学，梅贻琦、竺可桢、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接续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守护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开创了中国大学史的黄金时代。

　　当代中国大学似乎陷入迷思。相对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以说是除了思想都自由，除了学术都包容。我们奇怪：大学可以包容官僚、可以包容奸商，图书馆尽可以自由地少买书、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少买实验设备。国家要创新、社会需大师，校园应寂寞，思想盼自由。北京大学特别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具有底线的大学，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都是现代大学的底线。

　　纪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一点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种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修养和科学具有无穷力量的源泉，就是寂寞和自由。其实，我们的大学校长并不是没有力量，他们比起蔡元培更有力量，我们大学校长的力量是行政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行政和经济的源泉，就是喧嚣和专制。具有行政和经济力量的校长，经常慨叹自己没有力量，还算是比较清明，但是，他们不是慨叹自己欠缺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而是埋怨自己行政、经济的力量还不够大。所以，提到蔡元培先生，他们不自觉地神话，潜意识中不愿意保持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蔡元培先生就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真希望当今的校长，能够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温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记，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入手，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当今的这些校长其实与地方官员相仿，具有强大的能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谢志浩(河北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