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大幅度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迅速跨入了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显示，到2005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由于我国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可以说，这是30多年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获得的重要成果。

　　客观地讲，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人口增速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又使得人口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仅以人均收入为例，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1740美元。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人口总量不是13亿，而是16亿，相应地，人均国民收入就要下降到1338美元，降幅达到23%。

　　然而，低生育率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完全都是“福音”，其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步显现。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成为首个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的超低生育率国家。自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步其后尘，到2004年已经达到34个，另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遍及除非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超低生育率国家对低生育水平的担忧，已经从关注低生育水平综合症上升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比如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就立即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其结果，日本开始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而韩国政府在2005年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低生育率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加快人口的老龄化。按照国际公认标准，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7%以上，或者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就是老龄化社会。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到本世纪初就迈入了老龄化，过程不过20多年。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人口总数的1/4左右。提前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不仅将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时期，而且对现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测算，未来3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老龄化还将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负担，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央财政已向养老保险基金补贴了2000亿元之巨。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负担加重，还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储蓄意识，抑制了消费的正常提高。目前，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5万亿元。储蓄的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储蓄增多必然挤占消费的规模。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只有54%，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应对低生育率时期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在战略目标上，还是在具体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都应该体现出人口转变的特点和规律来。因此，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适应当前劳动人口和消费群体的特征和要求，使国民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同时又能够为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作者：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