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取款手续费、跨行查询手续费、银行卡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信用卡提现手续费……银行引入了市场机制，银行卡的收费项目也开始越来越多。

　　作为民事行为的双方当事人，银行和消费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都有合同约束，讲究的是诚实信用，你情我愿。不过，银行在把“免费午餐”变成“收费大战”的时候，做得却不怎么地道。

　　当事双方说法相反

　　王先生因不满工商银行工资卡收取10元年费，将对方告上法庭，并经调解获赔100元后撤诉——这是本报7月29日A4版刊登的《工资卡收年费消费者不买账》一文的内容。然而，报道见报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却对致电询问的读者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晚报报道失实。那么究竟是记者报道失实还是别有隐情？两周来，记者展开了艰苦的调查。

　　本报报道刊登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马上向本报表示，并未和储户“私了”作出赔偿，完全是王先生的单方面“胡说”。之后，《上海法治报》《青年报》和《新闻午报》也作了追踪报道，并陈述了银行的说法：“我们已在积极应诉，是否该向王先生赔偿，应该由法院判决，我们不可能主动答应。因为在我们看来，银行收取工资卡的年费合情合理，储户把钱存在银行，由银行管理。银行向储户提供服务并收取一定的费用，这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为此，众多读者打电话到本报：“工商银行说根本没这回事，你们在瞎写。”

　　处于这一风暴中心的读者王先生气愤地向记者表示：“银行应该讲讲诚信，做了就是做了，为何不敢认账？”王先生回忆，7月25日，他接到闸北区人民法院的通知，银行愿意满足他所有的诉讼要求，归还2年年费，并补偿交通费等共100元。银行为了表示诚心，连本次诉讼的诉讼费25元也愿意承担。那天，王先生和同事老黄一起到法院：“我拿了钱，写了收条。老黄帮我写撤诉单的时候，我还和法官聊了好几句话，当然最后名字是我签的。”对此，王先生的同事老黄愿意作证。

　　法院人士话中有话

　　既然王先生称当时他写下了收条，那么法院方面应该有相关的文字证明，如果能找到法院的卷宗，此事不辩自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民事案件材料的规定》，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可查询案件材料。8月3日，在记者要求下，王先生委托律师和他一起到法院。但法院档案室表示，该案已结，但资料还在“归档途中”，暂时无法查询。

　　8月8日，记者陪同王先生再次来到闸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回答仍然是“还未归档”。

　　底楼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让记者到202室找张法官咨询。张法官一听为工商银行的官司而来脱口就问：“就是工资卡收年费的事吧？”她表示这要通过办公室才能接受采访。而办公室“指定”的法宣处几名工作人员一直不在，当天下午始终无人出面接待记者。

　　昨天下午，记者第三次来到法院。这回，档案室工作人员在经过一番查询后表示有关档案已归档，但库房中却找不到了！法宣处工作人员虽接待了记者，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请记者“不要问了”。

　　在连续多日的调查中，记者从承办法官处了解到，归档确需一些时间，一般在1-2周，但他拒绝透露案子的任何细节。法院有关人士在电话中的说法耐人寻味：“如果消费者没有拿到提出的索赔，他会撤诉吗？”

　　读者纷纷来电质询

　　由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指责本报报道失实，已有近百名读者向本报962288读者热线质询。而记者的调查在法院一再受阻，更使本来简单的此案扑朔迷离。

　　有关人士猜测，此事一经媒体披露，银行不敢承认与储户私了赔偿，是基于无法面对其他储户相同诉求的考虑。如果众多储户都提出诉讼或提出免除年费，摊子太大无法处理，到时候会造成更大被动。

　　目前，已有储户表示，如果工商银行不出台统一政策纠正做法，他们愿以法律手段继续讨说法。为此，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如果工商银行确实曾退赔王先生100元钱，那么就说明承认这项收费是错的和不合理的。既然向一个储户退费，就应该向所有的储户“让步”。

　　关键的是，法院应及时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这一切都是王先生的杜撰，那么也应及时澄清事实，还工商银行一个公道。

　　(稿件来源：上海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