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樊纲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其中唯一的专家学者(其他委员都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的任命引人瞩目。

　　两年前，余永定接替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是因为汇率改革成为当时央行最为紧迫的任务。而樊纲的履新是否意味着，缓解流动性过剩、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已被提上央行的日程。

　　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一位人士评价说，有着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纲，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比较深的、系统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决策层需要樊纲这样的学者能给出独立、有见解的建议。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对历史上的一些争论进行系统清理的经济学家。”一位央行现任货币政策委员评价说。

　　对于自己的任命，樊纲解释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均衡、比较专一的人，一定会对得起新角色赋予自己的使命。

　　这一任命也使人们重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

　　在汇率问题上，樊纲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他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认为国际失衡问题完全由中国承担责任；而对于投资与社会总需求问题，樊纲则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骤冷的苗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的现象要引起警惕。他认为，眼下，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为缓解流动性过剩而采取继续加息的措施，将刺激境外资金流入，从而再次加剧流动性过剩的状况。而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又将导致境内银行收益的进一步收窄和贷款冲动的进一步加大。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樊纲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却比不少知名的研究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他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对樊纲很推崇。

　　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门科学。它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行为与现象，甚至包括形而上的道德范畴，比如诚实。他认为，社会提倡诚实，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每一个公民都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将是最低的。

　　“京城四少”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樊纲有很高的评价。“当时，演讲、在外面兼职几乎成为了一种时髦，” 钟朋荣说，“而樊纲1987年回国后却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

　　在经济学家异常走红的今天，樊纲却一直躲在“书斋”里做他的学问。这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我想揭开‘中国问题’之结，想用自己所学、所‘悟’的一些东西去尝试一番。”谈及此事樊纲显得十分平静，在国外许多问题已经在脑子里转悠许多年了，很难停下来。

　　这几年的时间，樊纲基本上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学术成果“井喷”而出。其间，他与刘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钟朋荣、魏杰一起被称为当时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

　　他在1989年写的博士毕业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现已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受到了广泛重视；他的早期论文《灰市场理论》亦于1991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出版的学术名著《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分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体制变制的性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改革方式的选择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为改革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樊纲与其他三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中的“黑马”。1992年，他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当时，他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还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等重要媒体引用。

　　“洋插队”

　　“最难忘的两大经历，是土插队和洋插队，即下乡与出国。知青下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那时候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出路的生活。我们在国营农场开拖拉机，后来到农村干活，推的小车还是木头轮子的，上千年前也是用这个。出国则是震撼，学术上知道了经济学之大、之广、之深；去人家的超市，那是商业震撼，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樊纲说。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樊纲以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访问研究员的身份，赴美留学。

　　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后来的经济学家，却也当过一段不太合格的学生。

　　樊纲为自己预定的目标是要多上点课，学习知识，因此从一开始就到哈佛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程。樊纲虽然在大学里就幸运地上过比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课程，硕士研究生读的也是西方经济学专业，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跟起来仍然吃力得很。当时，他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不读书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去听课，轻轻松松当一个“访问”学者，四处走走增长些见识，写些东西，也说得过去。好几个月的时间，樊纲就这样，在似有压力似无压力、似学非学之间溜掉了。

　　直到后来，当他决定不留在美国谋职而是回国之后，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了，自己再学可能再费不知多大的劲也不一定真正能学通，樊纲才下了一定要“学进去”的决心。

　　暑假之后，樊纲从头学起，跟着班上的学生一起听课、做作业、参加小组讨论甚至参加考试，硬着头皮把两个学期的两大理论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跟了下来，虽然没能继续留下来读一个洋学位，但他还是感到很踏实也很充实，毕竟把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学了一遍，其他事情可以以后再做了。对于当时的选择，樊纲现在想来不免还有些后怕：如果那时没有咬牙坚持下来而是因缺乏压力开溜，自己可能会一辈子后悔。

　　“土插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樊纲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了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字母念到第8个(H)，然后就是上山下乡。

　　樊纲与经济学相逢为时很晚。

　　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这就决定了樊纲不能参军，不能作为工农兵上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头。1969年，樊纲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呆就是六年。

　　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之后，樊纲一生当中第一次自己独立做出一个重大生活选择：以“投亲靠友”的理由，转插到一个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围场县农村。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到村里后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小车拉土，那是属于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式的木制独轮车，2000年未变的生产方式，与兵团农场的拖拉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一般只是玉米粥，五点钟喝完，七八点钟人就开始饿得发慌了。没有了经济收入，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了同学、好友，惟一的亲戚即堂哥还远在50里外的县里，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孤独。

　　但是，虽然仍在边远的山沟沟里，毕竟河北离北京近了点，而且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不像兵团首长们有那么强烈的关于右派子弟的概念，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的关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他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樊纲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一个读书写字的条件，樊钢感觉自己多少有了点用途。

　　1977年，樊纲在一个公社铸铁厂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里与亲友商量。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进入经济学门槛。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是樊纲常说的一句话。樊纲表示，努力把事情做好，但不一定追求它有多么辉煌的成果，多么大的利益，用比较平和的心态，用比较超脱的心态，认认真真地专业化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稿件来源：中国证券报，作者：石朝格 钱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