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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仁见智:贾樟柯--我和我的电影在戛纳 2002年05月31日 11:35 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个见仁见智的戛纳。一个民族主义者愿意在戛纳上看到“胜利”,一个精英主义者喜欢在戛纳上畅谈“艺术”。 今天我们只想把镜头定格在莫妮卡·贝尔露丝(上图)身上,这位意大利性感美女去年在《玛琳娜》(《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一片中的大胆演出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好色男人的兴趣,今年,她出演的《不可逆转》又在戛纳搅翻了天。这部角逐金棕榈的电影在放映中遭到部分人提前退席以示抗议。据说片中暴力、强奸镜头令十多名观众呕吐。但是另一些坚持到最后的观众认为,这部影片优秀且抒情。 当许多国内媒体用“华语片败走戛纳”这样的标题为本次戛纳划上句号时,看看这位玩转戛纳的美女,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到,在戛纳,别人玩的和我们玩的不一样。 1.戛纳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地方,如果你有体力,你可以一天接受二十个采访,其中包括来自萨拉热窝或者哥伦比亚的记者。整个电影节把你迅速包装,快速推销到全世界。惟一的问题是,这二十个采访并没有什么新鲜的问题,你要把同样的问题向不同的记者重复二十次,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一台录音机,随时倒带,随时重放。我从来没有像在戛纳一样惧怕过电视记者,真是一种消费性的媒体,你胡说八道都行,嘴里数一二三都行,他只要拍到你的脸就行,其实不关心你在想什么。当然《世界报》、《电影笔记》还是很棒,在这疯狂的戛纳,他们的思路还是那么清晰,与你探讨电影本身的问题。这个影展有太多的精英、明白人、混混儿、骗子,当然也有太多机遇和荣誉。 2.对,首映结束时,我流眼泪了。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斌斌,我电影中的角色。真的有谁会在意我们的生活?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偏好长镜头?为什么不顺从一下观众?我不会回答什么,但是我心里在想,我电影中的每个人,他们在大同,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想让别人了解过,他们保持着尊严,绝不煽情。我也想让我的电影有这样的品质,只请你试着适应我。当然我没他们坚强,我的电影还是触动了我最脆弱的部分,也是这些脆弱的部分,让我不能原谅生活。 3.我很难理解索克罗夫会在戛纳受到非议,他的《俄罗斯方舟》用高清晰度数码摄影机拍摄,一镜到底,无论对电影技术还是对电影语言都极具挑战性。在今天,你可以说他是异端,可以说他哗众取宠,但他是明天的真理。2002年的戛纳不像在1960年代,文化喜欢肯定有独立思维的东西,戈达尔如果于2002年推出他的处女作,我想现在的人也会与他保持距离。这让人担忧,如果像戛纳这样重要的电影节都不敢鼓励实验,电影会越来越失去活力。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是很精致的情节剧,但与《俄罗斯方舟》比起来,它为电影本体做得太少。 4.因为戛纳电影节重放黑泽明的作品,他的制片野上老太太从日本赶来。每次与她见面,我们像看到老祖母,都会得到一堆礼物。有时候拍电影像一个家族的活动,你受到前辈的照顾,同辈的支持。拍电影是很不正常的生活,是一些无家可归、有家不归的人从事的职业,你与同行在一起的时间比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野上老太太再次对我谈到作为一个导演要有意志,因为如果电影已经变成你的生活,那你要成为这种生活的强者,不要自己把自己宠坏,有太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做好。 5.我在一部毛里塔尼亚的电影中看到中国人的形象。 这位老兄好像是个倒爷,在非洲卖望远镜,他与叙事关系不大,导演让他在卡拉OK中唱了一首迟志强的《铁窗泪》,他非常投入,有思乡的感觉。导演一定不知道《铁窗泪》的背景,但他能从演员的眼睛中看到情感。这个人作为一个外来者形象在毛里塔尼亚游荡,看到这一幕,有很奇怪、很强烈的感觉,至今理不清头绪。 6.三部电影完成后,我有很强烈的阶段感觉。人生观、电影方法都要重新检讨。我的制片认为我需要完成从独立电影到进入主流的准备,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一直不拒绝将自己的艺术在工业的体制中有效地推广,但所谓主流是什么呢?好在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想。在戛纳,很多人说我在电影这一行里得到得太快,看到人到老年的马丁西科塞斯那样充满活力,看到62岁的阿巴斯在街上健步如飞,我真的感觉自己才刚刚开始。 我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同时也充满着恐惧。(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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