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湖北网2月28日消息：(袁正洪)公元1997年7月，某杂志刊登张二江出钱为其做的封二画页，刊登张二江戴着墨镜的潇洒照片，此期杂志还在开设的“公仆志”专栏中，用6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张二江十年鏖战丹江口”长篇文章，特加提示语和编者按如下：

　　“历代民谣对官府总是毁多誉少！但中国共产党却被老百姓比作太阳。执政近五十年，我们还没有这份信心和力量？湖北武当山下流传着一首老百姓编的民谣：‘丹江口来了个张二江，家家户户粮满仓，就是遇到了鸡猴年，也能吃上个肚儿圆’。”在编者按中说：“读了这篇文章，让编者的脑海里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父母官’的问题，到底谁是父母？是县领导是百姓的父母呢，还是老百姓是县领导的父母？张二江的回答是：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第二是成功的标志问题，升迁是不是就代表着为官者成功的一切？张二江在丹江口市鐾战10年，职务上前9年原地踏步，但丹江口市贫困的帽子摘掉了，这是不是成功？结论是不言自明的。”“编者也深知，神州大地上有成千上万个类似张二江这样的干部，以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党性作精神支撑，在兢兢业业地做着人民的好儿子。”(北京某杂志1997年第7期)。

　　在跨入新世纪2002年的1月29日，新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省委召开的典型案例情况通报电视电话会上，怒斥“五毒干部”张二江“吹、卖、嫖、赌、贪，天良丧尽，人性泯灭，这样的腐败分子如不严加惩处，这种情况如任其蔓延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时下，不少的新闻媒体已将张二江“卖、嫖、赌、贪”进行了披露，那么张二江是怎样“吹”的呢？让我们看看3年来，在强大的舆论监督下，通过艰难的“数字政绩”打假，如何揭开张二江吹牛浮夸的数字“政绩”，促使丹江口市统计数字消肿：国内生产总值缩水40多亿元，财政收入缩水1.1亿元，农民人平纯收入缩水559元等等，其大肆弄虚作假，吹牛浮夸，真是荒唐离奇，触目惊心。

　　(一)荒唐离奇的“数字政绩”

　　1958年“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多少粮食来”，浮夸风盛行，大放数字“卫星”：这里且不说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亩产早稻36956斤；河北徐水人民公社亩产山药100万斤；有的地方“要吃红薯用锯拉”等等。而当时丹江口市(原均县)也大放“卫星”：均县镇土桥管理区(原卫星人民公社土桥大队三营)晚稻亩产12000斤；盐池河镇(原建国公社)红薯亩产102437斤8两；“亩苗百万株，一株不短少”；“天下第一畈，人人来参观”；“粮堆超过武当山”；“洪流滚下坡，钢铁汇成河”。

　　人们说，“大跃进”时只是粮食和钢铁生产上放“卫星”，而现在有的领导为搞“政绩”，丹江口市不仅在粮食生产上、生猪和家禽喂养上、工业产值上、就连在财政收入上、渔业上、典型“楷模”的树立上等，也大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在有些地方达到了无以复加，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有的村出现了“干枯水塘鱼丰收”，有的出现了“畜牧收入野鸡凑”，还有的“粮菜产量放卫星，多种经营假翻番”、“工业收入冒估报，服务收入太荒唐”、“其它收入是个筐，需要多少往里装”；有的村“年底报表年初出，胡编乱造太离谱”等。

　　1999年10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特别报道’披露丹江口市“荒唐的统计年报”。

　　1999年10月29日的《南方周末》在披露丹江口市数字造假时十分形象地描绘“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组装基地”，“编报表的过程就是做‘填空’题，不会‘填空’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

　　丹江口市均县镇闵家沟村，因连续干旱，鱼塘干枯，没有养鱼，1998年却年报10亩水塘养鱼产量46万斤，虚报收入170多万元，仅此一项占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527万元的32%；户平养猪3头虚报成12.6头；户平养鸡10只虚报成40多只；农民人平纯收入1000多元虚报成2785元，还将这个当时不通路、不通电的贫困库区村，报道成小康村，原村支部书记闵德伟大肆弄虚作假，吹牛浮夸等，竟然还被树为学习的“楷模”。2000年3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世纪末的弥天大谎”，披露了闵德伟这个假“楷模”。

　　1998年武当山青徽铺村上报三位理发匠的年服务收入为65万元，当记者向他们核实情况时，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因做年报是管理区将村文书集中去做，所以年报具体编造情况连村支书、村主任也不大知道，于是一名村主要干部十分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胡扯！因我们这里没有按摩、桑拿，只是理一个分头2元，要照这样算，三人平均每天理发收入必须不低于1780元，每人每天要将近理300个头，全村900口人，每个村民必须每天理一次发，要是这样，那剃光头的岂不连扎根毛都长不赢了吗？”青徽铺村1998年年报农村经济总收入1590万元，村干部说最多有300万元；年报农民人平纯收入2568元，实际只有1000多元。

　　十堰市一位离休的老市委副书记反映，其老家所在的丹江口市黄川村，竟被浮夸宣传为黄川村十年向市场提供生猪10万头，年平1万头，该村只有214户，其中有19户没喂猪，有195户养猪，户平年提供商品猪51头，仅此一项户平年纯收入5000元(除去养猪成本)，这个贫困村的群众无不痛斥吹牛浮夸。

　　采访中，记者查阅了丹江口市上报的有关统计数字：1998年度，该市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为“荣膺(全省)十佳称号，再夺十强桂冠”，一下子将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上报到100.97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上报到82.6亿元，财政收入上报为2.85亿元，由此，如愿以偿(据丹江口报1999年4月6日头版头条报道中报道的消息数字)。

　　2001年9月12日，丹江口市在一新闻媒体上公布，2000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8.2亿元、1.75亿元和2086元，比1998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为79.9亿元，财政收入为2.8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45元，分别挤水41.1亿元、1.1亿元和459元。工业总产值2000年为22.19亿元，比1998年35.93亿元，缩水13.74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00年为6.81亿元，比1998年12.19亿元，缩水5.38亿元，其中：2000年年报牧业总产值为2.26亿元，比1998年4.26亿元，缩水2亿元；渔业总产值2000年为8729万元，比1998年1.68亿元，缩水8071万元；乡镇企业产值2000年为10亿元，比1998年23.96亿元，缩水13.96亿元。

　　张二江为此多次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撰文炫耀这些“数字政绩”和骗得的荣誉、奖牌，接张二江后任的丹江口市市长、市委书记张达华也多次在报刊上杂志上撰文，以“数字政绩”为荣。

　　(二)吹牛浮夸为哪般

　　数字“政绩”泡沫大，虚报浮夸为哪般？人们不禁要问，“大跃进”已经过去40年了，为什么这里一度从上到下在统计数字上这样热衷于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里先要提及的是，张二江是个官迷。他原是省政府研究室的一名副处长，下派到嘉鱼县任副县长，下派到期后没有得到提拔，于是他坐不住了，1988年，一张要求到贫困山区工作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张二江被调到鄂西北十堰市(原郧阳地区)所辖五县一市中条件最好的丹江口市担任市长，官升一级。但正如他请人写的一篇“张二江十年鏖战丹江口”的文章中所说，张二江在丹江口市鏖战十年，职务上前9年原地踏步，但丹江口市贫困帽子摘掉了，这是不是成功？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张二江早就等不及了。1993年，他请人撰文“新兴的旅游中等城市武当市呼之欲出”，出钱在一省级杂志上刊发，在鄂西北十堰市(原郧阳地区)引起震动，这意味着张二江要利用丹江口市这个县级市代管正县级单位武当山风景管理区的权力和利用武当山的名气，闹独立、搞机构升格，若还丹江口这个县级市改名为武当山中等城市，张二江身为丹江口市市长且兼任武当山风景管理局党委书记职务，那么机构升格，干部也升，张二江升官才是不言自明的。

　　1994年初，丹江口市委书记调任郧阳地区工作，张二江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搬到了调走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办公，心想自己会接任丹江口市书记。谁知，一月后从外地调来一干部任丹江口市委书记，张二江则只好从市委办公大楼搬回市政府办公大楼办公。

　　至此，张二江瞄准大搞“数字政绩”，一方面为他升迁所需，一方面可以遮盖他“嫖、赌、卖(官)、贪”的罪恶。

　　请看，随着垒出的“数字政绩”的膨胀，则为张二江铺出了升官的路：

　　1995年张二江任市长，丹江口市年报国内生产总值38.5亿元，财政收入1.75亿元，农民人平纯收入1494元，分别比1994年的28.4亿元、1.02亿元、1203元，增长35.2%、70.4%、23.9%。1996年，张二江升任十堰市委常委(副地级)兼任丹江口市委书记，丹江口市年报国内生产总值为51.3亿元，比1995年38.5亿元增加12.8亿元，增长33.2%；财政收入2.42亿元，比1995年1494元，增加713元，增长47.7%；由此丹江口市一举在十堰市所辖的五县一市中率先摘掉“贫困帽子”；1997年，张二江兼任丹江口市委书记，张达华1996年12月任代市长，1997年1月任市长，丹江口市年报国内生产总值72.3亿元，财政收入2.7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376元，分别比1996年增加21亿元、3100万元、169元，分别比1996年增长40.9%、12.8%和7.6%，一举夺得“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市”称号。1998年，丹江口市年报国内生产总值82.6亿元，财政收入2.8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45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13.9%、4.3%和7.1%。1998年，丹江口市又连续荣获全省“十强”县市，1998年丹江口市并一举夺得全省综合经济效益“十佳”县市，张达华到省参加表彰会并领取“十强”、“十佳”奖牌。1998年12月，张二江调任天门市委书记，张达华升任丹江口市委书记。

　　这正如丹江口市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所说，“为盲目攀比，而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壮块头，增数字，而不顾客观可能，搞诸如争创中等城市和一些达标升级活动，下达过高的经济指标，从而为虚报数字埋下了隐患，使经济指标居高难下”。后任要搞“政绩”，只有再加大力度，1999年，丹江口市下达国民经济计划：国内生产总值92亿元、财政收入3.15亿元、农民人平纯收入2700元、乡镇企业总产值28.6亿元。通过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在十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促使丹江口市数字缩水，丹江口市1999年年报国内生产总值40亿元、财政收入2.4亿元、农民人平纯收入1986元、乡镇企业总产值9.2亿元，分别比1998年减少39.9亿元、0.45亿元、559元、14.76亿元；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平纯收入、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比原计划减少52亿元、0.75亿元、714元、19.4亿元。

　　(三)沉重的代价

　　过去那些虚拟的数字和“政绩”，的确为张二江和丹江口市带来了不小的殊荣，张二江为此多次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撰文，大吹特吹、但这些耀眼的泡沫最终使干部群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丹江口市一些干部说，数字造假争得“十强”、“十佳”、全国脱贫先进县市，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县市。还在统计等方面被评为先进，如此徒有虚名，令人担忧，早晚会被曝光。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统计报表造假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农民负担；二是干实事的不如编数字造假的，影响了务实干部艰苦创业的积极性，而有的弄虚作假干部得到提拔，群众议论纷纷；三是下达高指标，实行量化考核，工资奖金挂钩，这是逼干部造假，对此有怨言；四是虚报浮夸，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五是统计数字造假，影响上级对下面了解真实情况，影响决策和经济发展。由于浮夸，这个1997年在十堰市率先甩掉贫困帽子的先进县市，当时使周围的穷兄弟县望而生畏。而2001年丹江口市眼看周围的穷兄弟县又将被列入下一轮国家扶贫的重点县，丹江口市却深感吹牛浮夸的悲哀。新一届丹江口市人民政府从农村实情出发，特向上写报告，要求将丹江口市纳入21世纪国家扶贫的重点县市。现任市长彭承波十分动真感情地说：针对过去存在的虚报浮夸，算政治帐，第一，加重了群众的负担；第二，助长了各级党政干部弄虚作假的歪风；第三，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干部关系。算经济帐，由于逐年虚报加码，最终积重难返。丹江口市一些农村现在仍比较贫困，特别是丹江库区沿岸一些农户因移民搬迁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现仍然很贫困，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上报贫困情况，就对不起丹江口市的乡亲父老，就会在老百姓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恳切希望丹江口市能列入新世纪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县市。

　　在张二江1988年到丹江口市任市长前的1987年底，丹江口市有贫困人口8.36万人。但截止2001年底，丹江口市尚有贫困人口7.14万人。由此，丹江口这个革命老苏区县级市的现任领导认为：“新世纪，丹江口市扶贫开发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困难更加突出，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繁重”。

　　(四)明目张胆的较量

　　1999年5月14日，记者3人到丹江口市调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的情况，发现统计数字造假、虚报浮夸惊人，为此撰写了《内参》稿，编辑部已排版印好到了省邮政厅发行时，被追回此期内参撤消此文。随后1999年7月《半月谈》第12期披露了丹江口市“荒唐的统计年报”，记者在连续两年夺得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采访时，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说：“一级骗一级，上级压下级，分配任务做年报，胡编乱写糊上级；虚报政绩，水份十强；年报打假，当务之急！”

　　一时间，这期《半月谈》在丹江口市、在天门市被干部群众争着、抢着看，无不拍手称快。

　　此文，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吴邦国的高度重视，特批示到国家统计局要求查处。但丹江口市有关领导却极力遮掩，欺上瞒下。

　　张二江为掩盖其吹牛浮夸问题，特向上写信，声称其在丹江口市的工作成绩和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统计数字有没有水份，数字没有绝对的准确，水份甚少，但绝没有向新闻报道所说的那么严重，我相信我在丹江的工作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1999年7月13日，丹江口市委主要领导组织有关部门抽出10余人针对新闻报道，进行反调查后写《报告》说：“丹江口市虚报、估报的数据与整个统计年报数据相比甚少”。于是，7月13日，丹江口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在听取调查组汇报后特作出会议纪要说：“对文中(半月谈荒唐的统计年报)所反映的一些数据、情况，我们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形式向新闻媒体进行反馈”。于是丹江口市委主要领导一方面亲自向上送这份假调查报告，并安排人向有关新闻部门送发；一方面组织有关人员加大针对性的宣传。特别是当十堰市委领导找丹江口市委书记张达华谈话批评后，责成丹江口市委于1999年9月15日写出书面检讨后，丹江口市委书记张达华却于1999年9月30日又在当地一新闻媒体上出钱刊登专版，撰文声称“丹江口市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在此专版上开辟“丹江口市人民的骄傲”专栏，将虚报浮夸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列入“骄傲”专栏中，以此显耀“政绩”。

　　甚至，省纪委派人来调查丹江口市统计数字虚报浮夸问题时，丹江还派人跟踪监视。

　　199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披露丹江口市“统计报表提前出，胡编乱造太离谱”，并加编后语：“吹牛浮夸，弄虚作假，误国殃民，50年代末我们曾有过教训。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热衷于搞数字游戏，虚报浮夸。丹江口市发生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某些地方和部门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作为考核干部的政绩标准，并与干部的升降荣辱挂钩，而又不去认真的调查核实。于是有少数人不惜弄虚作假，胡编乱造，夸大政绩甚至伪造政绩。所以，应当采取坚决措施，严肃查处那些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端正党风，取信于民。

　　1999年10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披露丹江口市“荒唐的统计年报。”

　　1999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刊登“浮夸风幽灵笼罩鄂西北，贫困县肆无忌惮放卫星”，披露丹江口市统计数字造假。

　　报刊文摘也相继转登。

　　一时间，“洛阳纸贵”，丹江口市委有领导曾下令封锁报纸，不叫邮局发行，导致人们到十堰等地购买南方周末，有的复印报纸传阅；有的到外地买回南方周末报纸竟高价俏卖。

　　随后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先后派人来调查，查明丹江口市统计造假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

　　1999年11月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丹江口市“荒唐的统计年报”。

　　面对强大的舆论监督，丹江口市委书记张达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竟然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丹江口市的统计造假：“不准是绝对的，准确是相对的。”

　　《半月谈·内部版》1999年第12期在“为什么‘数字’能够‘出官’？”一文中披露：“假作真时真亦假。令人痛心和悲哀的是，一些干部对搞浮夸已经见怪不怪，不以为耻。湖北丹江口市有关统计年报弄虚作假的问题，今年被《半月谈》等媒体披露后，基层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在全市召开的统计工作大会上，市委书记张达华居然打比方说，现在弄虚作假各地都有，我们丹江口的问题，好比几个人横穿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有一个人被抓住了。”

　　1999年11月5月，在十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十堰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下达文件《坚持反对和制止在统计年报上弄虚作假，切实加强统计工作的通知》。200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数字缩水为那般”，披露张二江在丹江口市大搞“数字政绩”造假，而张二江刚调任天门市委书记后，由“兑水能手”摇身一变成了“挤水英雄”，以便为今后搞“数字政绩”打下基础。

　　对此，张二江看到这篇报道后，专程到有关新闻媒体去歪辨自己没有搞数字水份。还对外扬言要将在丹江口市搞“数字政绩”打假的记者告上法庭，如此虚振精神，表白自己。

　　随之，不到几天，张二江便因重大经济问题东窗事发，被“双规”了。

　　这里的干部群众纷纷议论的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28条规定：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骗取荣誉称号、物资奖励或者晋升职务的，由做出有关决定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取消其荣誉称号，追缴物资奖励和撤销晋升的职务。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在听取《统计法》执法检查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后指出：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腐败行为，群众深恶痛绝。

　　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委员们发言指出：如果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造成谁作假谁丢官的现象，老百姓是会拍手称快的。

　　现在，张二江因“吹、卖、嫖、赌、贪”丢官了，丢党票了，“被绳之以法了！引起人们的震惊，百姓拍手称快。为何人们早就告张二江，越告他却越升官？为何张二江能够大搞权钱、权色、权权交易，在丹江问题之大却得不到查处？为何他能大搞吹牛浮夸，利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为其平步青云？那么，我们的干部确实要从中吸取这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