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电视台报道，8月23日，我国政府首次发布了国内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截至今年6月底，报告经非法采集血浆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为996例，专家估计实际感染者为3-5万人。

　　卫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副部长殷大奎8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答各国记者问时说，1995年前后，在我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机构为了商业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5万献血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以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为甚。

　　殷大奎答复记者，虽然都是经过采供血感染，中国实际上经临床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很少，全国目前仅276人。临床用血我国都要进行十分严格的检测。

　　本文披露的是河南某报记者前些年只身来到上蔡县的村庄，了解卖血人及其家庭那鲜为人知的事。

　　那天，我接到信阳一个县里的电话，是这个县科委一位副主任打来的。他说，我们这扶贫开发搞得不错，来看看吧。这位副主任原来与我是很相熟的，他们的工作一向很好，去。我找到领导把事情一说，领导说，去吧，写个稿子出来。于是拉来一位同事，奔信阳而去。经过两三天的深入采访，掌握了他们的一些先进材料，回去写一个很像回事的稿子不成什么问题。任务完成得好，心情也就格外愉快，回郑州的时候心里放松得很，乘上一列从长沙开往北京西的火车，嘴里头还唱着歌。

　　我的兴奋劲仅仅维持了一个小时多的时光。

　　当时，我和同事有说有笑地坐在硬座车厢，列车跑得很快，转眼工夫就到了驻马店车站。驻马店是豫南的一个地级市，因为贫穷而知名全国。从下面上来两男两女，都是40多岁的样子，农民般的打扮，这从衣服的干净程度和衣服款式可以看出来，还有他们一上车的满副拘束。豫南的农民就是这样，平时无事无非很少迈出家门半步，所以一出门作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很时髦的说：可以看出他们眼神里出门在外的怕来。4个人瞅瞅我们身边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列车很快开出了驻马店车站。

　　命中注定我和这几个人有缘，天意安排了我乘坐这列火车。

　　如果依老习惯坐了汽车，就不会与他们相遇在这列火车上。“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说话了，“XX医院验血很准。”他对面的女人没吭声，病恹恹的样子。

　　我当时心中纳闷什么病要跑到北京去看。与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刚好也在驻马店市，老乡之间特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们拉起话来。

　　两个男人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到北京治病的，确切的说，不是治，只不过是作一次确诊为什么病的检查。他们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我们只能去北京，村里的大部分病人在那家医院确诊的，”他们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说，“不光是我们一个村，驻马店很多村庄都是这样。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们又不说是什么病。”

　　四个人来自两个家庭，而且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病。两个男子是兄弟二人，他们说，他们的家人也染上了这种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路费，只能让他们先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的村庄，而后来，它却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豫南、豫东的很多村庄都将震惊世界。

　　回到郑州后，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上班，先是把信阳的采访写成了稿子，然后又到乡下去了几次。一转眼就快要进入11月了，天气凉了下来，我总是在想那几个人，他们到了北京没有？到底是什么病？我真想弄个明白。开始我怀疑是一种瘟疫，但“瘟神”

　　不是早就送走了吗？我又怀疑自己的猜测，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一直不能释怀。没多久，答案出来了。

　　其实在我惴惴不能释怀的时候，已经有人也像我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体之间已经开始悄悄流传起来。那天，10月下旬的一天，我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埋头往楼梯上冲。突突地窜到二楼被人从后面拉住了。回头一看是报社一位编辑，也是一位朋友圈子里议论的“大侠”级人物。我俩的很多观点都很接近，所以，平时在一起讨论的问题也就很多，后来，这家伙跳槽到了一家都市报，“洛阳大火”冲天而起时，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把消息发到了全国。“有个线索你要不？”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爆炸新闻，上蔡发现了很多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我一下子被镇蒙了，“什么？艾滋病？不可能！”

　　我不相信，对他说你别开玩笑。什么玩笑，绝对没有开玩笑，他认真地又重复一边刚才的话，“已经有人在慢慢死去。”

　　我突然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几个人，他们会不会是艾滋病人？一股子凉气袭上后背，我突然怕了起来。“什么怪病！是艾滋病吗！”我对那几个人很是忿忿，知道自己是艾滋病又不说实话，与我坐的那么近，传染上我怎么办？我心里头惶惶的,就把在火车上遇见的几个人的情况给他讲了，并说也是上蔡县的。“那肯定是，你算是遇着了。”他肯定地说。我被愣在那里好大一阵子。真不敢相信竟然会与艾滋病人擦肩而过！在我的想象里，艾滋病还是遥远的事情，怎么也不会和穷苦的河南农民有什么瓜葛，可在以后的调查中，事实却给了我简单的想法一个响亮的耳光。

　　其实，艾滋病在河南被发现有大面积存在的消息已经在省内的媒体中间传开了，这在后来我与一位朋友瞎侃的时候，他的一番话得到证明，而这时已经是2000年的7月了，我已经因为艾滋病的报道和其他的一些事情离开了原来的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新创办的报纸打天下。朋友周是一份家庭报的记者，搞摄影的，在河南的摄影记者行当里小有名气。有一次他说起在上蔡采访回来后，片子被销毁了，说的时候满腔的义愤。我问他，采访什么事引起这么大的不愉快。艾滋病！他说，文楼村，不光我一人的片子被毁了，一起去的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文字记者不准发稿，摄影记者不准发图片，你没看当时没有一家报纸报道吗？他说他们去的时间是1999年的10月底，也就是我在火车上遇到四个艾滋病人的时候，这说明当时的河南媒体已经对艾滋病的问题有所知晓，只不过被压住了。

　　有个更大的传闻就是省内一家都市报在报纸即将付印时，有人用8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一个版的稿件。据说。这个版的内容与河南艾滋病内幕有关。在圈子里，这个“新闻”被传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写稿的那个记者为此痛哭了一场。今天，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最初的几位先行一步的新闻同行，虽然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发出一篇相关的稿件。

　　十天之后，我输了三瓶抗毒性能强的药液，坐上了开往豫南的长途汽车。

　　自从那位关系要好的同事与我有过那次“报料”之后，我就惴惴不安起来。对这件事的惊讶使我未能很快从那种大不安中挣扎出来。这不是我不相信，而是事实无法让人接受。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是西方的魔鬼，与河南农民有何干系！

　　但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就这样发生了。

　　那位同事与我交流过之后，我在心里思索了几天，决定到上蔡去采访。但是，我当时却想到一些部门的政策规定，对这种病情的报道是否像对待疫情的报道一样处理，如果是那样，我还真的不敢轻易淌这个“雷区”。就这样思索了几天，我又找到那位关系不错的同事，请他出些主意。他说，这事可以先发个内参嘛。

　　当时，我所在的这家报纸办了一份内参，一些不便公开报道的事情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向上面反映的，具体到事情的处理情况，那就不好说了。有的事情只要一反映，就能立马解决，可有些比较复杂的事情则常常是没有一点回音。把艾滋病的情况发到内参上去，这只能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惟一的办法了。当时的内参正好由这位同事负责编辑。我说，那你就先对领导把这事汇报一下。他说，行啊，如果领导同意，你就抓紧时间去。我说，我现在都想着怎么去呢。

　　我们商量过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三天，同事回话了，他说，去吧，领导同意了。

　　临走的那一天，我又突然害怕了，如果万一不小心被传染上艾滋病怎么办，但是牛皮吹出去了，又不能不去。男子汉大丈夫还怕什么病不成？太不应该了吧。我自己给自己打气，但是心里的害怕却不可能一下子撵走。干脆到医院找大夫去。临去的前一天，我找到一位平时经常去他那里看病的大夫，央求他给我输一些消毒、抗病毒的药。他说，你输这些药干吗，上疯人院去还是到麻风病村？我说差不多吧，既不是疯人院也不是麻风病，是比这两种病还厉害的病、病毒。我不敢给他说是艾滋病，怕他连输液都把我拒绝了。不但是对大夫是这样，在没去之前我对任何人都不敢说我要去采访艾滋病人。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我都没有告诉，我怕把她吓着了，临走时，只是对她说，我去上蔡采访个小事，去去就回，很快的。我很不情愿地骗了她和大家一小把。

　　我最怕的是回来以后，没人理我怎么办，那我不成了孤家寡人？

　　事后证明，我的这些想法是多余的，很多人只不过把我去采访艾滋病人当作一个很可笑的事情而已。

　　1999年12月的冷风正在吹拂着中原大地的时候，我像一只沉默的狗，坐在开往上蔡县的长途汽车，不敢多说话，不敢深沉地痛快地呼吸，我怕，我真的很害怕，那种既怕又想去探个究竟的心情是很舒服的，两种想法在脑子里打架，顶顶撞撞，让人睡觉都不踏实。但是，我已经在往哪个地方靠近了，已经不能再走回头了，去吧，去吧，我什么都不怕，我给自己打气。长途汽车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有病，有艾滋病。特别是我旁边的一位少妇，一会儿瞌睡得要命，头一点点的往我这边歪过来，我一遍遍地警告自己：千万不要让她碰到了。冷风透过车窗钻了进来，车上的人都被冻得缩成一团，我在想，那个村庄的人们呢，一定是寒风中最冷的一群人。

　　我真的进入了艾滋病村——文楼村。1999年12月25日，我写的一份内参发出了，这份内参在当时只印刷了25份，河南省委常委们每人一份，同时得到这份内参的还有省里主抓卫生的副省长和卫生厅的主要领导。

　　河南艾滋病的情况报告第一次通过媒体反映到了省里的高层。

　　上蔡文楼只是一个公开的缩影。豫南等市的农村，究竟有多少村庄里生活着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谁都无法统计清楚，而且，暂时也没有人或者哪个部门主动地去做这样的一项统计。我只是知道，我所知道的艾滋病人越来越多，这些病人分布的面积越来越大，波及的村庄越来越多。今天，在我动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所知道的艾滋病村的数目仍在不断地增加着。

　　因为有了第一次内参的发表，我开始注意起艾滋病有关材料的收集，慢慢地，我对于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了了解，知道艾滋病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是很轻易就传染上的。所以对文楼村对艾滋病人不再敬而远之，相反我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给更多的人，我有责任这样做。

　　其实，我第一次在艾滋病村采访的时间很短，从那天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这一天，我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他们所讲述的“卖血”故事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

　　而他们那种对生的流连忘返不得不让人动容。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都是那些来村子里买血浆的人把他们害了，可现在到哪里去找他们算帐。每一个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都是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是一把辛酸泪。更有的家庭是无一幸免全家人集体感染。我见过一家人弟兄8人，还有两个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年50来岁，最小的妹妹30几岁。这一家人后来又分出去10个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子。就是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卖血，后来，老二、老三都跟着去，到最后，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阵了。卖血，确实给这家人带来了短暂的辉煌。

　　我到他们所在的村庄采访时，有人把这一家人的情况告诉我，我决定到这10个小家庭看看。我见到了老四家的媳妇，她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着十多个，将要躺倒的还有不知几个，你看看我，现在还能跟你说话，其实，医院早就查出来了，我也是病毒携带者，医生说，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个村庄，问起她的情况，别人说，不中了，在床上躺着呢，起不来了。

　　很多我采访的病人都是这样，第二次去的时候，不是已经死了，就是病情开始加重。不但是这些一个个的病人，他们所在的村庄也同样是这样——病人一天天增多。(喻尘)

　　摘自:焦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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