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发动进攻，三四个月内，中国东北全部沦丧。“九一八”事变开启了通向六年后发生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十年后发生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故而，它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关东军策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奉行“大陆政策”，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而侵华又以侵占满蒙为先着。尽管史学界对田中奏折的真伪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确系日本侵华遵循的指针。日本先后发动的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无不以争夺中国东北为重要目标。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阴谋策动的皇姑屯事件，原想炸死张作霖后，乘乱侵占东北，后以条件不成熟而未行。继而，日本竭力阻止张学良东北易帜，企图分裂中国领土，霸占东北。日本图谋东北的一次次阴谋虽然失败，但它霸占东北的野心不死。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一直策划侵占东北的活动。日本国内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许多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支持他们的策谋。1931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作出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声称“如果排日行动再发展下去，也许终于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中国“排日”，是日本侵略者一贯使用的侵华藉口)。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

　　8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潜入东北西部搜集军事情报，被兴安屯垦军处决的消息披露后，日方又掀起反华浪潮，武力解决满蒙之声更炽。虽然中国政府方面表示要认真调查事件真相，“九一八”事变前夕已开始关押下令处决中村的屯垦军团长关玉衡，准备对此事作出处理时，日本关东军还是迫不及待地发动武力进攻东北的事变。

　　8月20日，关东军新任司令长官本庄繁到达旅大上任。本庄视察关东军各部，强调满蒙问题严重，“今后更有诸多不祥事件即将发生”，“最后解决时期行将到来”。“事态已至今日之地步，终将引起日中之正面冲突。我军对此必须具有重大之决心”，“应有思想准备”。“牢记解决满蒙问题之重要且系当务之急”，“军队之教育训练，均须使之彻底贯彻此宗旨”。9月18日，他对第二师团训示说：“奉天驻屯司令官于事件突发之际，应当以神速决心采取断然措施”。长春、辽阳驻在部队驰援奉天之动作，要研究与铁路当局联络。他肯定奉天驻军攻城之演习，批示辽阳部队要提高“巷战破敌”能力。他说：“现今满蒙之情势日益不稳，不容一日偷安。万一事件发生之际，各部队应主动采取积极行动，断不可稍有疏忽之处，务期做好思想准备，万无一失。”这些完全是事变前的战斗动员。事变前夕，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和沈阳城关周围多次进行实战军事演习。从东京兵工厂运来的重炮早已秘密安装在沈阳关东军的兵营中。

　　1931年9月18日夜，板垣坐镇沈阳指挥事变的发动。事先准备好了42个方形黄色炸药包。铁路守备队川岛正中队担任炸轨任务，具体由熟悉爆破技术的柳条沟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领班执行。当夜十时过后，关东军自行爆破沈阳城东北柳条湖(当年称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今长春至大连线)铁轨，反诬为中国所炸，以此为藉口，发动武力进攻。事变发生后，日方禁止参观爆破地点。后让外国记者观看时，仅以两具中国人的尸体，穿上中国士兵军装，置于爆破现场，以此“证明”为中国军队所炸，而铁轨已经修复。日方有意隐瞒其自行爆破铁路的真相。

　　同时，以岛本正一中佐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袭击东北军北大营。11时刚过，板垣从沈阳打电话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报告，说奉天发生了日中冲突。石原立即用电话向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传达辽阳部队向奉天出发的命令。午夜零时，本庄司令官下令：“关东军全线同时出动，攻击奉军。”他并要求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派兵增援。关东军司令部随即向沈阳转移。19日上午9时，关东军即张贴出了以本庄繁名义发布的石印布告，何其神速。

　　关东军早就制定的基本作战大纲规定：一旦发生冲突，“我军全力以赴，集结在奉天附近，奇袭奉天军中枢，致其于死命，在最短期间解决问题。”以主力由平田中佐率步兵一联队袭击沈阳城内东北军政公署及各机关。自当天夜间至19日晨，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城。19日，长春、安东、营口等城亦沦陷。

　　“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奉命不抵抗

　　自1931年4月17日，张学良离开沈阳赴北平，驻跸设在北平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张氏从此再也未回过东北)，所有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职务，统由张作相(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边防公署副司令长官、吉林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政府主席)和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分别代行。但遇重大事件，他们不敢作主。7月起，东北发生了日人有意挑起的万宝山事件，朝鲜发生排华浪潮。8月又发生中村事件交涉。这一期间，东北地方当局军政负责人张作相、臧式毅和荣臻等人，或以函电，或派专人，或亲自赴北平，向张请示对日交涉事宜，研商对日方屡起衅端的应付方针，并多次请求张学良返回沈阳，主持大计。张氏每以“俟病痊愈，立即返沈”(张5月底患伤寒病住进协和医院)相许。据载：张学良曾一度预拟于9月10日启程回沈，然因得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阴谋暗杀他的密报，他“闻讯取消离平”。面临关东军随时发动武装进攻的形势，东北军政指挥机构，亦未加强戒备，而是疏忽松懈。“九一八”之夜，张作相等人均不在职守。张作相事变前为治父丧返乡，事变发生时还留在锦州。参谋长荣臻前一日为父庆寿，当天家中仍有宾客。因平定

　　石友三，抽调黑龙江省两个国防旅入关，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也滞留北平。东北军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事变发生时亦不在营内，正在距离兵营五英里之同泽俱乐部出席水灾救济会。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在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电政总监)、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臧式毅(辽宁省政府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

　　不过，当日军迫近北大营营垣时，旅参谋长赵镇藩指挥部队突围时发生战斗，至三点多钟，伤亡官兵290余人。另一记载为：“我第六一九团、第六二一两团于奉到撤退命令后，即退出营房向东陵方向转进，我第六二○团王铁汉团长因奉到命令较迟，为保卫营地，曾采取自卫行动，至翌日上午五时始忍痛退出。日军则继续纵火焚烧营房，竟日未绝。综计我北大营守军伤亡达335人，失踪483人。”

　　后日军进攻东大营，东大营东北军亦全部向北宁线新民、沟帮子、打虎山一带移动。据日方消息，中国骑兵300人被缴械。

　　张学良处置事变的方针

　　事变前针对日军在东北挑衅，蒋介石与张学良均主张隐忍自重，力避冲突。张学良命令东北军执行这一方针。事变发生时，张正偕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京戏(梅兰芳演出《宇宙锋》)。接报沈阳紧急长途电话，张乃回协和医院接电话。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当时没想到日本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另据载，事变发生后，张也分析到事件可能会发展为一场战事。当年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张学良身边随侍在侧的洪钫回忆：“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本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掀)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9月19日下午，张氏对外报记者谈话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直到今晨八时，再度接电报告，沈阳城内各机关，均被日军占领，荣参谋长以下被捕俘等情。予自昨晚后，连续接电，不遑一睡。……此时务须持镇静态度。当经通饬关内外各机关，严肃规(纪)律，勿得轻举妄动。一切经过真相，均经报告中央在案。”

　　当时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无忌。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未接受于的意见。张学良表示：“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意以他们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意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

　　国民政府中央对事变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当天，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离开南京赴江西督师“剿共”。19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方接到张学良关于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的电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当晚紧急举行会议，研讨对策。会上，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外交部已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电告出席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之代表施肇基。与会者均主张，将日本发动侵略东北事件诉诸国联，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和国民党内一致联合。会议决定电请蒋回京。处置事变的方针：对外诉诸国联，对内弥合党内宁粤间的分裂，谋求团结，以便一致抵御外侮。

　　蒋介石21日下午返抵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重视外交方面对日斗争，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后宁粤双方在上海谈判统一，进展缓慢。宁方要求粤方取消分裂局面，而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在南京召集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20日决定，由蒋介石北上御侮，蒋电告张学良，拟派精锐的警卫师北上。但代表张学良意见的刘哲、顾维钧，以此举会给日本以借口为由，不赞成蒋北上。后蒋介石一直等待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后北上。但四届一中全会迟迟未召开。在粤方坚持逼迫下，蒋不得已于12月15日辞去军政职务。

　　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有一定成效，获得了国际的同情。国联两次作出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的地方撤兵。日本开始还假意表示愿意撤兵，后即以要求先解决中国“排日”为由拒不撤兵。国联亦未能采取进一步强有力的措施，迫使日本撤兵。

　　辽西撤兵东北沦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中国军队执行不抵抗方针，日本迅速占领辽宁、吉林许多地方。东北各地义勇军崛起抗日。11月，当日军向黑龙江省进攻时，马占山领导进行了著名的江桥抗战，但很快失败。20日日军占据齐齐哈尔后，转兵辽西。11月下旬，甫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提出了设立“锦州中立区”的方案，即请英法美担保，日本保证不向辽西进兵，锦州中国军队可向关内撤退。但美英法三国不肯作此担保。

　　对于锦州中立区方案，张学良颇感兴趣。在未得中央政府指示的情况下，11月28日，他即对日本驻华公使馆代办矢野真表示愿从锦州撤兵。实际上，张学良的想法与顾维钧的方案不同。顾氏提出，锦州中立区方案要以中立国(英法美)担保，日本不向锦州至山海关地域进兵，派兵守卫锦州为条件的。而张学良撇开这一关键要点即与日方商谈锦州中立区和中国从锦州撤兵之事。中央政府提醒张学良，要谨防日方欺诈，要作好抵抗日军进攻的准备。顾维钧、宋子文和蒋介石反复多次致电张学良，也包括鲍文樾、刘哲的意见，都主张不能轻易从锦州撤兵，而要守卫：“此间政府意旨：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如无国联或第三国切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蒋介石明确电令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宋子文表示，为守卫锦州，可将有新式装备的税警团调归张学良指挥，军费困难亦可设法解决。顾维钧转达中央政府的方针，并耐心规劝，顾、宋劝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然而，正当日军来攻锦州，12月21日，张学良还是命令于学忠，将驻关外军队撤回关内：“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无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平为其驻地。”在日军进攻下，辽西重镇锦州于1932年1月3日失守。1月底2月初，李杜、丁超和邢占清、冯占海指挥了哈尔滨保卫战，但亦因弱不敌强，2月6日哈尔滨失陷。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

　　曾景忠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