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广州6月28日消息：据《南方周末》报道，应上海方面邀请，6月23日，著名作家龙应台参加了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上海—台北城市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台湾文化政策与世界华文版图》的学术报告；6月24日，应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之邀，龙应台又在上海图书馆作了题为《看不见的城市———上海台北城市文化比较》的专题演讲，两场演讲都吸引了大量听众。

　　1997年1月7日，龙应台在《文汇报》“笔会”发表了《啊，上海男人》，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反响，她的作品也开始为大陆读者所熟悉，时隔四年以后，以《野火集》闻名台湾的“龙旋风”再次降临上海并引起文化界的强烈关注。

　　龙应台的另一个身份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据中新社的消息称，她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推动上海和台北两个城市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龙应台接受了本报驻沪记者的专访。

　　台湾本土文化的困境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两年多没来上海了，现在的这个城市和您第一次来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龙应台(以下简称龙)：我还没有时间到街上去走，但可能因为来自台北的原因吧，还是特别感觉到这个城市之美，她的树、商店、道路包括饭店中老房子里的热水铜管的设计之美。而且作为一个作家或者官员，大陆读者对我的熟悉程度令我本人都感到吃惊，但在台湾，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大陆人有这样一个被接受的深度和广度，对我来说，这里面透露出一种很有意思的讯息。

　　记：近年来，台湾文化的本土意识日益浓厚，这其中是不是有试图摆脱与大陆母体文化联系的倾向？

　　龙：用“母体文化”这个词，不但台湾的所谓“本土教育派”会反对，我也反对。因为这个词无形中已经把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放在一个母与子的地位，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地位。不同的文化只有不同的中心而没有中心与边缘的问题。

　　在台湾，文化本土意识增强是一个事实，并且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但不能简单地用对或者错看待这种现象。我尤其希望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定要了解她的来源。

　　台湾1895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她自己的文化被日本的殖民者贬低为二等或次等的；1945年之后，国民党政权强力推行中原文化，她的文化又继续处于二等或次等的位置，因此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当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被统治者都当做二等公民对待的时候，她的文化一定会有所反应。

　　因此，当她以一个非常强烈的态度进行反弹的时候，其实都是自然的，其次才能谈到所谓本土文化意识的问题。

　　但台湾不能一直停留在反弹的阶段，要尽快走过去，心胸开阔地、对等地看整个世界文化，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心态平和的地方。

　　不了解这个背景，一棍子打下去，就不够全面。当然我反对“本土教育派”所说的强调只有本土的东西才是好的、一等的，或者把二等的都推崇为一等的东西，二等的东西在任何文化中都有，不能因为政治的原因把文化变成对峙的关系，把文化当做政治的人质。

　　记：去年10月，台湾“教育部”与台北市就采用世界通用的汉语拼音还是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通用拼音”问题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您和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均主张用汉语拼音，而且认为如果采用“通用拼音”将会造成新的“文化封锁”，这个矛盾现在解决了吗？

　　龙：现在(台湾)的做法是一碰到争议就放到一边，但是台湾有所谓的“《地方制度法》”，尤其台北是“院辖市”，是可以自行其是的，马市长的态度是再拖下去的话，我们就按自己的方式做。如果他们决定不做，我们也可以自己做。台北市文化局是一个有独立决策权的文化机构。

　　无论是市长还是文化局长都只有4年的任期，可以想象，如果换了一个对我的文化理念完全不支持的市长的话，我相信这4年努力的90%的成果都会被推翻。但是，如果这个社会除了制度之外，社会共识、文化价值的认同本来就很结实的话，官员的更迭不会对我的付出造成多大的损害。

　　因为目前在台湾，对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认识正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阶段，所以我的所谓的最坏预期极可能发生。我当然希望马先生能继任，这样就会有8年最基本的时间把最基本的事情落实，有可能的破坏程度就会降到最低点。

　　记：您的国语讲得很好，几乎与普通话没有什么两样。

　　龙：这与台湾本土文化受压抑是有关系的，因为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倾全力推动所谓“国语运动”，就是推广北京话的运动，这就是像我这一代人为什么国语讲得好的原因，但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的闽南话都讲不好。我非常反对强硬的语言政策，主张柔性的政策推动。

　　做官就是拥有一种做事的权力记：你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许多知识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会失去独立性”，1999年10月发表在本报的《迷阳，是荆棘————与我的读者暂别》一文中，您同样表示了对个人介入官僚体制的担心，担心丧失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个人价值，经过一年多的历练，这种担心和忧虑还存在吗？

　　龙：可以说这一年半以来我每天都在接受考验，时刻都在维护我的文化政策的独立性。到今天为止，马市长对我支持的承诺做到了100%。我管辖下的美术馆，拒绝市长在那里举行任何政治宴会，办展览可以。像到上海来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来，要做什么事，见什么人，所有的计划全部是我独立制作和行使，市长一概不知，我只选择他应该知道的事情才告诉他。而一般人所知道的官方运作方式是上级指令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就这一点而言，我与马先生的合作非常理想和难得。

　　有一天我觉得我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我会走的。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我作为作家的性格会不会被权力腐化或改变，我不敢讲，等做完了之后我会进行审视，我对自己冷眼旁观。

　　记：在6月2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您说“走这一趟(指受马英九之邀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权力，了解社会，也了解自己”。而《野火集》等作品对整个台湾的社会批判也引起了各界巨大的共鸣，余光中先生甚至称之为“龙旋风”，那么您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局长和作为一个知名作家、学者，这两种身份哪一个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龙：两个很难比，如果我想建一个美术馆，我可以写300篇文章，但可能写10年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作为局长，很可能就会按我的想法建成了，这种效果是直接的，因为我手中有权力，做官就是拥有一种做事的权力。

　　但写作的影响又远远超过做局长。有两个层面，一是写作能影响很多人的思维，这是深层的影响，是做官所做不到的。还有一个层面是作为局长我只能影响到局部，可我用文字可以影响到文字所及的所有范围，我还可以用外文写作，可以影响欧洲甚至整个西方，超过一个行政职务。

　　文艺复兴与文化误读记：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国内一些大中城市近年流行过所谓的“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在台北也有这种现象存在吗？

　　龙：在台湾“圣诞节”和“情人节”热得不得了，以至于我现在正试图把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找回来。春天时我会把周朝时候就有的休息礼仪找回来，就像每年暮春时的三月三日，孔子带着学生到水边去的那种礼仪，夏天的端午节、秋天的中秋节等属于我们传统的节日都要找回来，与现代衔接。至于一些诸如蒋介石的华诞等所谓的“政治节日”根本没人在过了。

　　记：欧洲汉学会前任主席瓦格纳先生1999年在武汉大学演讲时说，人的异化问题正在困扰着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可以找出自身文化出路的途径，我们自身却面临着“麦当劳文化”等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您长期从事跨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如何进行反思、突围？

　　龙：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内部流通和近亲繁殖现象，西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就发现并试图寻找出路，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很重要的一条出路，他们正在往这个方向找。

　　事实上我们的异化才严重，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陌生才是真正的异化。做一个比较，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那一整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绝对对传统文化的掌握超过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学者十倍、百倍。因此当我看到中国学者批判或者夸夸其谈地说21世纪是华人世纪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可悲与可笑。因为，你究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多少深入的了解都是个未知数，你凭什么宣称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

　　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应该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必须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现代语言，找到与全球文化的衔接点，但在找到这个衔接点和转化的可能之前的条件是，必须彻底地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

　　记：您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中华文化必须经过一次浴火重生的文艺复兴”，是不是也是上述意思的表达？

　　龙：对，我是这个意思。另外也希望台北在华文文化版图里发挥作用。台北在华文文化版图里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对浴火重生的文艺复兴有潜能发挥触媒作用。她的人文结构、传统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经济的贫富差距很小，市民的平均文化素质较高。事实上，有很多台北以外的城市都在受着她的默默影响，譬如说，流行音乐或者文化商业。

　　既然我“混”进了政府，当然希望通过权力使她影响更多的华文文化城市，但是任期很短，精力有限，障碍很大，力有未逮。

　　记：您发表的关于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啊，上海男人》等文章都曾引起国内读者的共鸣，但造成文本误读的现象也很多，譬如您关于上海男人的评论其实最初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赞美，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无端地指责。那么造成这种文化误读的原因是什么？难道在台湾就不存在这种误读现象吗？

　　龙：我不能保证这种误读没有在台湾产生过，但本质性的误读不容易产生。因为一个社会，它的体制与价值观总是有一套语言来反映的，这一点可能与大陆不同。

　　可以举一个例子：北京曾有一家报纸要求我对上海妇女化妆的看法写一篇文章，拿这个例子就台湾与大陆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会发生比较严重的误读。大陆开放的评论家会主张妇女应该化妆，用口红、胭脂什么的；台湾先进的评论家则会说，妇女不要化妆、不要穿性感时髦的衣服等等，如果说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是不对的。

　　大陆曾经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年代，妇女以不化妆、不穿时髦衣服、拒绝所谓资产阶级小情调为时尚，女人穿着中性化甚至男性化倾向明显，因此后来的改革开放年代妇女重新穿起漂亮衣服、重新追求女性化就是一种解放。而在台湾一向都是容许、社会也希望妇女化妆，要穿吸引人的衣服，要柔美，前卫的女性要打破这种所谓的“时尚”，就穿起平底鞋、破长裤，不化妆，脸上也没有一点胭脂等等，这也叫做解放。如果不了解反抗什么单纯看结果就进行评论就离谱了。大陆的读者对我的文本产生不同程度的误读，就是因为对我们想要突破、解放的东西的不了解而造成的。

　　上海是我的“假想敌”

　　记：能不能透露一下台北与上海等城市具体的交流计划？

　　龙：台北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建了一个文化村，里面有条件很不错的房子，有生活起居室、活动室、写作室、厨房、交流厅、展览厅、画室、音乐室等，专门让台北市的驻市艺术家居住。世界各个城市的艺术家经过挑选以后，可以来台北居住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如果愿意，他可以演讲、座谈，可以上电视谈自己的作品，与其他艺术家进行交流。同时这也是一个对等的交流。譬如耶路撒冷，今年他们来3个艺术家，我们也去3个，到时带回来他们对以色列文化的认识。这种活动正在有计划地进行中。

　　为了摆脱欧美文化对我们的主控影响，在交流城市的挑选上，我特别侧重于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及亚洲国家。离开欧美文化的奶水，是逐渐建立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开始。

　　我愿意跟大陆所有城市都建立起一种类似与耶路撒冷、巴黎等城市一样的交流关系，目前的打算是挑选上海作为试验，看看是否可行，第一步就是看能不能彼此交换艺术家。

　　我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包括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互访等，当然上海最好也有一个与台北类似的艺术家据点，交流应该是对等的。这次来上海是来敲门的，心里没有底。

　　记：大量的台湾文化人近年来纷纷外流到上海，就台北市来说，有没有详细的调查数据？

　　龙：我们编了一个预算，明年要做这个调查。不只针对这个，还针对整个台北文化产业。我们想和上海发展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现在有很多台北人每每谈起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时，都对其华丽的硬件设施啧啧称羡，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上海是我的城市文化建设的“假想敌”。

　　记：您是站在台北看待文化建设还是站在整个华文文化圈内看待台北的文化建设？

　　龙：我在考虑台北怎么看华文文化版图的问题。台北要成为像歌德时代魏玛公国那样的可长可久的文化重镇，不能关起门来做事，这也是我反对用“通用拼音”的原因，我们必须时刻关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在干什么，不是从华文文化版图看台北，而是台北自身的发展要走得长远的话必须有华文文化版图这个坐标系做参照。(记者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