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远扬的张君、李泽军暴力抢劫团伙成员5月20日走上断头台；“9·1”大案的侦破和审理报道正慢慢降温；曾受惊骇的常德、重庆、武汉、长沙的群众已慢慢淡忘了那血腥的一幕，这些繁荣、美丽的城市正恢复先前的平静与安宁。

　　我却平静不下来，因为我是最早赶赴“9·1”案发现场的记者，那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时常定格在我眼前……

　　我无法平静下来，在全国报道“9·1”案的新闻记者中，我是惟一获准待在湖南警方指挥部度过了37天侦破期的，那酷似战争的一幕幕画面让我感慨万千……

　　我不可能平静下来，2001年1月18日，中共常德市委隆重召开庆功祝捷大会，由我的名字领头，市委嘉奖了50名有功之臣，一个硕大的问号至今还留在脑海里，我只是一名记者，他们都是参战的警察，我怎幺能分享他们的殊荣？

　　这些天，“9·1”大案的枪声再次响起，不过这次是人民射向恶魔的枪声，此时作为一个见证“9·1”大案的记者，我想追述一下当初的一幕幕，以此献给新闻同行，献给功臣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功臣们。

　　第一次认识警察

　　2000年9月1日下午6时，我和朋友正在一家西餐厅吃西餐。下午6时6分，城市上空传来枪声，朋友漫不经心地说：“禁炮这幺久了，这些人胆子这幺大，不怕罚。”我开玩笑说：“这是给我们的晚报放新闻呢？”这时，服务员端来“三明治”，我刚夹上一块，我的手机响了，一个不太熟悉的女孩声音闯入耳膜：“你是贵记者吗？告诉你，德晖宾馆那里发生了枪战，有人被打死了……”

　　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干这行16年，专门和政法战线打了16年交道，报道过那幺多大案要案，从没遇上这幺大的事情。不论消息准确与否，我抓起一块面包，冲出店门，拦住一辆“的士”直奔德晖宾馆，同时，我拨通“上司”刘雅玲主任的电话，汇报这一信息，并请求她带照相机过来。

　　下午6时10分，我来到北站分理处，看到几具尸体倒在运钞车前后，大厅内有一具尸体，地上留有几颗子弹壳，地上几顶钢盔上还穿着孔，我拿出纸和笔记录着现场的一切，然后又隔着营业所的栏杆，向惊魂未定满脸煞白的两位营业员询问发案的情况。这时，刘雅玲主任赶到现场，我返身出门找她时，猛听见一位110警察的步话机响起：“‘部粮机’这里有一辆桑塔纳，玻璃上有子弹穿的孔，前边被撞坏了……”这位警察跳上车和另一位开车的警察拔出手枪，朝围观的人群吼道：“快让开……”这时，车在启动，车侧门还未关上，我飞身跳上去，车上同时又上来了一名电视记者和我的同行徐礼美以及市公安局宣传干部吴林芳。徐礼美拉着我坐在他的膝盖上，这时，我的身体已离挡风玻璃很近，而两名警察手上仅有两把手枪，而据目击群众说歹徒不仅有手枪，还有抢来的微型冲锋枪和大批子弹，我逐渐感觉到一种恐惧，一旦接近歹徒，发生枪战首先倒下的是我。这时，前排警察将车上仅有的一件防弹衣丢给我，我又顺势让给了后排的同事。

　　仅三分多钟，我们发现了张君抢劫的湘JX1128“的士”，司机位上有大摊血迹，警察迅速下车访问群众，群众告知有四人分两批下车往人民路方向逃窜，我们又迅速赶往人民路，然后按群众指点往郊区的芦荻山乡方向追去，我们瞪大着眼睛，努力在刚刚降下的夜幕中搜索着一个个可疑的人。在返回途中，我们突遇一辆桑塔纳，车上坐着四个彪形大汉，警车一头迎面开上去，桑塔纳一个急刹车，两名警察端着手枪从两侧靠上去，叫那四人拿出身份证并进行审查，这时我们心里十分紧张，万一这是歹徒，我们手无寸铁的记者和两支手枪的警察是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歹徒的。穿着防弹衣的徐礼美悄悄问我怕不怕，我说：“哪能不怕呢？但一个记者一辈子也难遇上这幺一个令人害怕的新闻呀！”

　　解除盘问后，我迅速赶回指挥部，立即写下：“我市发生惊天劫案，七死五伤血溅街头”的消息，市公安局局长傅少祥审签了第一位记者的首篇报道，市政法委书记戴军勇，当时的常务副市长陈君文对我补充说：“加上悬赏20万，奖励举报和协助缉捕的群众。”

　　当我想起那两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警察时，我心里坦然许多，使我加深了对“你是谁？我都知道你为了谁？”这句歌词的理解，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警察，一批在生死关头毫不犹豫冲上前的警察。

　　和李泽军打交道

　　几天后，我真的和李泽军本人打起了交道。

　　那天，秋日高照，警方把李泽军从一看守所提出来，去保河堤、蒿子港、黑山咀三地搜查杀害胡梦廉夫妇的证据(“8·15”案)，李泽军拖着沉重的铁镣，铐着双手被武装押出监门，他戴着手铐的两只胳膊被左右两名武警挽着，不准动弹。前面两部警车开路，后面还有一辆警车保卫。临行前，看守所所长陈常德再三交代：“不要让犯人的手脚破皮。”前面的指挥车还通知：在市区行驶，不准开警灯、鸣警笛。

　　约一个半小时，车队到了离保河堤镇还有200米远的一块棉花地停了下来，李泽军在玻璃窗内，指着左边的棉花地告诉警察，8月15日晚，他们就是在这里将胡梦廉夫妇拖到棉花地里用安装了消声器的手枪枪杀的，李泽军说：“当时将胡梦廉拖下去的时候，胡知道死到临头，就是不肯走，是我将他捆着拖下去的。”

　　我和民警们一排站好，按照李泽军指出的大概方向，像梳子般搜过去，拨开棉埂，睁着双眼，搜索着张君枪杀胡梦廉遗留下来的子弹壳。当时气温还很高，我们搜得汗流浃背，李泽军见我们没搜到，又回忆附近的另一处棉地，我们又分组进行了一次搜查。附近津市市公安局的民警也赶来支持搜索，并带来了一车盒饭。

　　这块棉花地，我每年都要经过几十次，安乡县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县，而且我曾在当年4月份，对胡梦廉的政绩进行过报道，他曾送给我两条“芙蓉王”香烟，被我谢绝(因我当时曾要求他在《常德日报》上做广告)。没想到广告没做成，我8月18日到安乡采访时，听说他神秘失踪了。当时我迅速赶到安乡农业银行，市支行熊副行长正在那里调查此事，他告诉记者，安乡农行账面上没发现胡有携款外逃的疑点。

　　出于新闻敏感和关切胡梦廉命运的考虑，我一直等到8月30日，忍耐不住焦急的心情，在《常德日报》发出了“安乡农业银行行长失踪”的消息。见报第二天，公安人员就在冲柳大堤的河滩上发现了胡梦廉夫妇的尸体。第三天，常德发生了惊天大劫案。

　　警察背后的无名英雄

　　“9·1”大案的侦破，没有费一枪一弹，也没伤一警一民，除了各级领导的决策正确和警察的足智多谋外，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和武警战士拧成了一股绳来支持侦破工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9·1”大案的37天侦破期，我除了参加行动外，许多日日夜夜都是在指挥中心度过的，那里不仅可以最快获取信息，也可以随时出发跟踪采访。指挥中心由常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殷忠德日夜领队值班，处理一切信息举报和调度警力，殷副局长对我这个破例留在指挥部的惟一的记者很关照，他本来很少抽烟，却拿了几条烟来与我分享，以此抗拒疲劳。指挥中心多条信息就是在这里汇总的。四部电话机和七部电台交替或同时响起，值班人员忙得汗流浃背，在这些电话、电台里，全国各地的群众向指挥中心举报，他们那里发生的与“9·1”大案有关的线索，而往往核实一个线索，公安民警要付出很大的代价。9月2日，我的一位记者同事先后两次给我打电话，他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说鼎城区肖伍铺山上发现一部“的士”，车上有明显搏斗痕迹，殷副局长当即指挥鼎城区公安分局紧急出动，后来搜索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现此“车”。由此可推断，这一万多条信息，我们各地公安机关要付出多大代价。

　　群众的热情使我难以忘怀，那些天，许多老人、孩子、妇女、青年工人经过岗哨盘查，找到指挥部来反映他们发现的可疑情况。走的时候，他们总是深情地握着警察的手，叮咛一定要早日破案，为民除害。

　　那些天，无数的“的士”司机只要听说乘客是记者或者警察，总是拒绝收费，他们都说，早日除害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同行报仇。

　　那些天，我们成千上万的民警、武警冒着倾盆大雨在各哨卡巡逻、盘查，无数人病了、饿了、困了从不讲一句牢骚话，而当地人民群众在这个时候总是主动为他们送药、送茶、送饭。

　　那些天，我每晚12时总要和换班回来的武警战士在公安食堂吃一顿米粉，即便他们很饿，但排队端粉，总是互相谦让。

　　9月7日，指挥部根据可靠情报，在桥南发现了3号犯罪嫌疑人陈世清，指挥部决定大兵压境，对207、319国道实行戒严盘查。那时候，桥南围聚了一万多群众，所有警种都全副武装，那些平时文文静静的民警们这时都提着冲锋枪，逐辆车进行检查，桥南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当夜幕降临时，气温突然下降，狂风大作。指挥部决定对德海花园后面近300亩的荒草地进行搜查，在实行了大包围后，我们几名记者和公安小分队开始进行包围圈搜查，我拿了一个长棍拨弄荒草，只希望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陈世清的人，但到了晚9时，我们和警察走散，开始害怕起来，这时有个老百姓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给我披上了一件夹衣，当时我激动得要命，再也不害怕了，前些天我费了好大气力，才找到这件衣服的主人。

　　37天的侦破期，我几乎和外界中断了联系，妻子、姐姐、弟弟、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哪儿，只是每次打电话给我叫我注意安全，我总是一声谢谢就挂了电话，他们有时想打听“9·1”大案的情况，特别是全国百余家新闻界的同行经常打电话约我吃饭，谈点情况，我都以不知道情况，搪塞过去。一直到张君被抓的那天晚上，我才兴奋得像个孩子般地逐一向每个亲属、朋友、同行告知这一特大喜讯。

　　张君落网的那天下午，指挥部再次下达紧急通知，所有警务人员要带武器，每个企事业单位要值班防护，因为重庆方面报告：抓张君时，没见到他的人影，有可能潜回常德(实际上张君去重庆外科医院)。晚9时30分，我和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黄隶华正在他办公室说话，他正检查自己的武器，突然我接到指挥部电话，张君在重庆落网了。我一下冲出门外，电梯都等不得了，跑下楼梯“打的”赶到指挥部。指挥部内，省公安厅的领导正在和重庆警方通话，核实有关情况。当这位领导放下手机时，全场欢呼雀跃，我目睹了这样一幕：市公安局局长傅少祥将手中的香烟像天女散花般撒向所有的人；市政法委书记戴军勇平时一脸严肃状，这时也突然像个孩子般拍拍这个肩，摸摸那个脸；还有几位副局长大声嚷嚷：“咱们喝酒去……”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马上一一打电话给我每个要好的人和亲属，特别是告知报社总编室，留好版面。

　　“9·1”大案的侦破期，我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图片及新闻，成为我新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经历，它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而且也为我敬业的媒体填补了一个空白。

　　(《人民公安报》2001年5月25日 作者《常德日报》记者贵仁群)